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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會黨面對的兩個門檻-綠黨障礙與泛紫障礙

2007-05-24T07:00:00.000+08:00

目前分析第三社會黨的未來，尚言之過早。理應等到她的政綱（理念、意識型態、政策立場）和黨章（政治領導權的組成與決策機制的設計）出爐，才能做出更完整的理解。但是，這個以民進黨青年出身組成為骨幹的政黨，是否會是脫胎自民進黨的布爾什維克？答案是不會。第一、民進黨不會因為第三社會黨的出現而被取代。第二、骨幹份子以他們特殊的資歷人脈經驗理想，都無力改革民進黨，何以能改革社會？

雖然她的政綱與黨章還沒出爐，這個被其骨幹份子宣稱為「菁英政黨」、要做「國會關鍵少數」的政黨，其實已透露出其對台灣政治設想的邏輯。第一、作為一個「菁英政黨」，意味著這個團體並不走群眾路線。菁英（是誰？）先於基層運動的存在，他們的「代表性」就不會是基於基層運動由下而上的授權，菁英身份只是經過參照社會價值氛圍的自我認定。第二、不走群眾路線必然以走議會路線為優先，這由他們先推出內閣制而不是其他理念可以看出。走議會路線沒有什麼錯誤，但是要做「國會關鍵少數」，就意味著想要運用少數力量在藍綠之間作政治槓桿操作。這是純粹政治權力的問題。這也沒有什麼錯，但是不以經營選區為基本任務，不以國會多數為最後宗旨，權力先行、理念後行的鋪陳，就少了那麼一點感動人的正直。然而，儘管如此，以目前民進黨當權派的迂腐狀況，第三社會黨的出現還是令人期待。

不過第三社會黨還是會面臨到兩個門檻。兩個既有（曾有）的第三勢力設定下的標準要跨越。第一個要跨越的標準是「綠黨障礙」。姑且不論綠黨長期累積的組織能力、人才實力、議題能力，綠黨在宣傳理念的表現上，在去年選舉後，已經設定了一個標準。綠黨的主張在媒體與網路世界，感動了不少非綠黨的寫手。這是宣傳上的一大突破。重點不是綠黨的宣傳效果本身對選舉的影響，而是他們的主張能夠迅速得到的認同，進而擴散。第三社會黨是否能，如同綠黨去年選舉時，感動搖筆桿者主動投入政治宣傳，值得觀察。如果這點做不到，第三社會黨是不會超越綠黨的（注意，綠黨也是第三勢力）；如果這點做不到，如何能感動其他政治參與較不積極的公民？光是賭爛是不夠的。

第二個要跨越的標準，姑且稱為「泛紫障礙」。泛紫的組織決策模式，有點類似團體黨員模式。亦即一個政治團體裡面，有個人黨員、團體黨員。最好的例子或許是英國工黨（工黨的執委會裡面有國會議員、選區黨員、也有團體黨員）。理想上，在決策過程中，團體黨員可以透過政黨平台把各自關注的社會議題推到政治議程裡，而不是端視領導階層個人政客的青睞與恩給。這樣的平台，可以給團體黨員在某些特定議題範圍上一種特殊的否決權，避免個人「菁英」政客，因為純粹政治計算（比方說總預算綁中選會），而出賣或妥協掉基本價值。這是共識決的設計。或是，在某些特定議題範圍內，給團體黨員加權的投票實力。這是多數決的修正設計。之所以稱為「泛紫障礙」，就在於第三社會黨有沒有辦法得到相當程度的基層團體支持。一方面要讓基層團體有一定的發聲管道和決策管道；一方面要尊重並維護基層團體的自主性，而不是當政治團體的附庸。這樣才有辦法讓第三社會黨與基層取得合作互信的關係。

從政治權力的爭奪來看，綠黨和泛紫都不能算是成功。但是在議題的被認同度（綠黨）和基層團體的結盟練習（泛紫），綠黨和泛紫已經設下了兩個標準。有了這兩個標準，綠黨和泛紫都尚未成功；沒有辦法達到這兩個標準（而且沒有像主要政黨類似的人力物力財力），第三社會黨如何能發展的比其他第三勢力前輩團體還成功？

「菁英」和「國會少數」是可以理解的的政治定位。但是除了國會加減法之外，綠黨和泛紫設下的第三勢力障礙，已經是微積分。期待第三社會黨的骨幹份子能夠從別人的經驗去學習，讓政治判斷更精密一點、並且做一個第三勢力組合的創新典範。成功必定能夠影響台灣政治，失敗也希望能刺激兩大政黨（尤其是民進黨）的改變。若要如此，真的要失敗地讓民進黨很有威脅感才行。而不是只期待選民在不分區欄裡面，分裂投票給第三社會黨。這個方式太卑微，傳達的訊息太薄弱、也不太正直。

[轉貼]黨的裂痕與「流」的陷落

2007-05-24T06:34:00.000+08:00

蘋果日報2007.05.24

黨的裂痕與「流」的陷落林濁水

在這次民進黨立委初選中，新潮流系敗選甚慘。

在不分區立委初選中，新系在全台有最多的縣市長，近兩打的立委，還有一批台北市議員的支援，而沈、羅兩人在初選都脫離原有的正義連線奧援，黨員竟能拿8969票，只比新系力挺的洪奇昌、田秋堇兩人略少。沈、羅在指標性的北高兩市更全面領先。
在民調方面，沈、羅兩人合佔20.78％，而洪、田兩人合計才7.18％。
2004年新系有洪、田和我三人參選不分區初選，合計黨員得票率23.61％，而如今只剩10.31％，上次民調三人都名列前茅，合計佔38.65％，是今年的5.38倍！

對改革無整體態度
戰果如此，電子媒體惡意地運用黨員和群眾的熱情信賴，顛倒是非的抹黑，當然是非常重要原因。但新系在價值定位，戰略、戰術上的重大閃失，恐也難辭其咎。
2004 年，新系3人幾達4成的民調，新系既代表著「堅持而穩健的台獨立場」又代表「改革派」，而獲得支持，但三年來，一方面黨員群眾多成台商西進受害者而如同一般國家走向「民粹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扁、游為鞏固自己權力基礎全力主導原先黨員和核心群眾激進化，黨員和群眾都產生了疏離。
接著無論是黨政高層的腐化或民粹化都激起了另一股理性黨員強烈的改革渴望，這其間新系雖有少數人對這渴望呼應，但團體並無整體態度。
其實改革派並非沒給新系機會，在社會對民進黨改革失望時，陳菊和新系市議員獲高度支持，就是改革群眾希望投射的結果，這樣的挹注彌補了新系議員在電視、電台名嘴痛批而流失民粹派支持的損失且反獲高票。但許多人卻認為勝利是來自於刻意閃避新潮流關係所致。結果是在立委初選時失望的改革民眾流向沈、羅兩人，另一方面新系又不願淪入民粹，終於兩頭落空，失去了過去在價值理念上領導的地位同時也失去了尋求支持的正當性。
這種閃避還強化了對方抹黑的正當性，其結果反而強化了對手攻擊的殺傷力。
在這次初選中，謝團隊，以極高明而靈活的戰術操作成了大贏家：讓領導人和戰將分別採取完全相反的路線。在北市選舉時，謝以不斷呼籲扁早一點下台的方式和扁切割以吸引支持改革群眾，穩住市長選票；另一面戰將全力批判其他倒扁人士以獲民粹支持而當選議員。這策略在總統初選時全盤套用，使主帥有爭民調空間，（謝雖在游、蘇發動激進路線時，一度轉向而主張要推「一台憲法」且宣稱擁扁，但初選一過馬上回頭保護維護中華民國國號的決議文）；至於其戰將則一如議員選舉，採民粹路線以吸引大幅民粹化基層的支持。

失去領導的正當性
當民進黨基層因政治危機分裂時，新系既不能採謝系領袖、戰將切割成相反兩條路線並隨時調整說法的戰術，又無力以戰略整合出一條鮮明方向，以至於在不分區選舉既輸給謝系等民粹派，又在民調還遠落於沈、羅之後。比較3月和5月兩次民調，顯示鮮明色彩的沈，羅，民調維持高檔不下，民粹派的四人均有上升，總体上升了7.4％；而和置身爭議之外的溫和派全數下滑，翁金珠、田秋堇、游盈隆、許榮淑、周清玉等共降了9.6％，單單翁就從9.4降到4.9，十分驚人。
結論是戰局誠險惡無比，但價值的模糊以致在整体基層陷入路線焦慮時，失去領導的正當性應是新系是必須痛加檢討的問題所在。

兩黨都喊窮

2007-05-23T23:33:00.000+08:00

轉載：蘋果日報2007.5.23

兩黨都喊窮馬幕僚領無薪

【顏振凱、蔡日雲╱台北報導】總統與立委選舉還未開打，陣營昨卻不約而同喊窮。黨工爆料，民進黨中央目前所餘資金只能撐到八月底，依黨中央推估，年底將短缺資金一億八千多萬元。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工作室自三月十八日開張已兩個月，據指出，幕僚至今都沒有領到薪水。

黨工爆料游應負責
民進黨中央本年度預算歲出為四億五千多萬元，歲入僅三億四千八百多萬元，本來就短缺一億多元。今年前半年，黨中央開支驚人，僅餘一億九千多萬元；而今年下半年，募款責任額、黨公職分擔金等收入預估還不到八千萬元，但推估支出卻高達三億五千多萬元，這還不含預定編列的一億元總統立委二合一大選特別預算，因此預估年底黨中央將短缺一億八千多萬元。
據了解，因應民進黨財務危機，幾位黨務高層今將密商解決之道。但有黨工指控，黨中央許多黨務活動開支，實則都是黨主席游錫堃總統初選造勢，游要為財務危機負最大責任。還有人爆料，某位有志角逐百里侯的黨中央高幹，頻繁往返中部縣市跑個人行程，竟把車輛維修費用拿來報公帳。對黨工指控，黨中央高幹很低調，僅承認「財務壓力確實很大！」

百萬開銷馬掏腰包
另一方面，馬陣營也為財務所苦。國民黨預定六月二十四日黨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提名馬英九參選總統，黨內人士指出，為符合《政治獻金法》規定，在正式提名前，馬婉拒外界政治獻金與捐款，每月近百萬元工作室開銷全都由馬自掏腰包支付。但幕僚兩個月來都沒領到薪水，儘管有人表示願共體時艱，但也有部分工作人員私下抱怨連連。
黨內人士並指出，黨內陸續挹注部分資金及人員投入輔選作業，但馬英九核心幕僚在內部會議卻明說，歡迎黨部挹注資金，但不希望黨部介入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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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前的黨主席，拼了命募款。游主席公投名次衝排行榜第一，也來給個募款排行榜吧！？

B 游主席任內民主學院分配了多少預算？

C 民主學院訓練出來的黨務專員是否有參與「公投討黨產活動」？如果有，績效算在誰身上？黨部？還是主席？

D 民主學院的組織和組織部的管轄，是統一的還是分開的？

E 民主學院是不是一個派系？

新潮流問題與新獨派問題

2007-05-01T20:06:00.000+08:00

從蘇、謝之爭演變成「新潮流」與「反新潮流」鬥爭的氛圍，在認識上犯了嚴重的錯誤。
簡單講，新潮流的問題不能靠新獨派來解決；新潮流退位換來新獨派掌權，不見得是好事。
應該說，民進黨內有「新潮流問題」，也有「新獨派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不同的層次，要分開面對反省。

什麼是新潮流問題？

什麼是新潮流問題？新潮流的問題不在於他的台獨立場。新潮流從九○年代以來，走的是現實主義台獨。他的台獨論述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現實條件。其實，現實主義台獨反映了民進黨在2000年前後曾走的路線，從「中國大辯論」、「台灣前途決議文」到「四不一沒有」，其實都是證明。

新潮流問題如果不是現實主義台獨，那是什麼？其實是新潮流早期另外兩面大旗的潰散：社會民主與群眾路線。新潮流不再工農學教環的議題上用功，政策主張和組織訓練不再學習自基層運動。第一個例子，以前枱面上活躍的有勞工立委、環境立委、農民立委，現在活躍的只剩下財經立委。第二個例子，從產經建言社的成立，可以知道新潮流的資源放更多在企業身上，而不是基層。同樣的，新潮流問題（社會民主和群眾路線的背離）也反映了民進黨的改變。「社會民主」從社會安全網與產業民主主張，淪落到短期便宜行事的津貼加碼；「群眾路線」從部分工農環團的政治參與，變成手牽手護台灣、嗆聲活動。

簡單講，新潮流問題是背離社會民主與群眾路線（基層路線）的問題。這不僅是新潮流的問題，也是民進黨執政後的問題。

什麼是新獨派問題？

新獨派問題其實是背離現實主義台獨的傳統，與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脫離的主張，是政治上飛象過河的盲動主義。這部分從游錫堃自從任黨主席以來的路線可以看得出來。最明顯的就是表現在親綠電視台政論節目主持人和與談人身上、和部分台灣社要角（如副社長雙姝）的言論。當然，這種氛圍也綁架了其他三大天王，不得不向新獨派示好和靠攏。

簡言之，民進黨內是有「新潮流勢力」與「新獨派勢力」。新獨派挑新潮流鬥爭，純粹是政治鬥爭策略。但是民進黨內的「新潮流問題」與「新獨派問題」，本質上不是兩派人相鬥的問題，而是民進黨路線的問題，這是需要的是歷史性的反省與考察。今天新獨派問題（背離現實主義台獨），是無法解決新潮流問題（背離社會民主與群眾路線）。即使今天新獨派在與新潮流的鬥爭上取得勝利，民進黨還是會有背離社會民主與群眾路線的問題；而民進黨也會正式告別現實主義台獨，而走上躁進與盲動的政治路線。

新潮流問題和新獨派問題現在被簡化蘇謝鬥爭，其實是戴錯帽子。這是把意識型態（ideology）爭論簡化成部落主義（tribalism）相殺。而部落主義又常常有神格化領導人的危險。這點倒是蠻符合新獨派的政治言說習性。和泛藍以馬英九為救世主有許多相似之處。其實，新潮流被批評的除了意識型態之外，還有其壟斷資源的習性。不可忽視與否認，這點的確是要嚴厲批判。但是，這就不只是新潮流問題。在這個層次上來看，壟斷資源是每個派系都想做的事。事實上是，每個人都想學新潮流的組織經營學。從正義連線的重登記、謝系新文化工作隊，誰不是在「複製一個新潮流」？成王敗寇，沒有必要在這點上面酸葡萄。政治頭人怎麼分餅，不是最重要的公共議題。最多，是公共「話題」。和一般人生活上扯上關係的，是政策立場的選擇和政策執行的設計。民進黨的大問題在於怎麼面對看待執政以來的路線偏離。

游錫堃天縱英明想要檢討民進黨黨綱。他要回答更深層的問題是：民進黨是否告別現實主義台獨？民進黨是否要向右轉告別社會民主？民進黨是否要走向民粹動員式的群眾路線？可悲的是，執政以來，這些問題都已經出現了。這就是民進黨的新獨派問題和新潮流問題。

[轉貼]三種台獨主義者 by 周奕成

2007-04-12T06:21:00.000+08:00

三種台獨主義者（蘋果日報四月十二日）

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專家，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對於中國黨政軍高層的台灣政策立場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認為中共領導階層裡對台灣採取強硬立場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的民族主義者；第二種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統治地位的民族主義者；第三種才是真誠民族主義者。

第一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是為了鬥爭他的政治同僚，或為了害怕被黨內同僚鬥爭，而對台灣問題採取兇狠強硬的態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表態，真正目的是個人的政治利益；第二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共產黨以及解放軍一定要對台灣極度強硬，才能夠利用民間高張的民族主義情緒，藉此轉移和壓制蜂起的社會不滿，維繫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他們把共產黨的利益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第三種是真的抱著所謂的民族使命感，而以為台灣問題很急迫，必須要用高壓手段來處理。這種真誠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共高層裡反而是少數。

黨的勝選高於一切
用同樣的分析觀點來看台灣，急進的台獨主義（主張）者其實也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二種是為了個別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急進台獨主義者。
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的台獨主義者，就是那些質疑同一政黨裡其他人都不夠台獨的人。他們和中共高層裡的第一類民族主義者一樣，是為了鬥爭他的同黨，或為了怕被同黨鬥爭，而採取好戰派的立場。近日來我們所看到的為了民進黨內的立委初選，而對自己同志進行沒有根據的人格和政治攻擊的，就是這種台獨主義者。為了總統初選而支持、暗示、縱容這種黨內鬥爭，以及為了保衛個人政治地位而極力喚起急進獨派情緒，鼓動社會內部對抗的領導者們，也是此類的台獨主義者。
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是為了某一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這些人主要是民進黨選戰策略的規劃操盤者，以及積極獻策與辯護的學者、名嘴和「資深媒體人」。他們認為民進黨唯有走急進台獨的路線，才有可能繼續勝選執政。他們的策略並非沒有事實基礎。台灣的統獨對抗愈嚴重，對國民黨就愈不利。台灣的政治若被統獨議題主導，則民進黨就會繼續勝選。道理很簡單，只要中間選民都受夠了統獨而不願投票，則支持獨的一塊必然大於支持統的一塊。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因此鼓吹急進台獨，刻意升高國內的統獨對抗。至於激烈的內部對抗，會不會反而破壞已經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傷害維持獨立自主所需要的社會團結，這不是他們所在意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等於台灣利益，黨的勝選高於一切。

要辨明才是愛台灣
而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是那些長期為了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前途而努力的運動者和民眾。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有著單純執著的理想，但他們容易受到前兩種不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所鼓動，而去質疑其他所有人都不愛台灣或背叛台灣。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未必就是明智的台灣愛國者。他們必須知道：台灣的民主與自主，不可能在黨派互相傾軋、人民對抗人民的情況下維繫，當然就更不可能向前推進。真誠的台獨主義者必須能夠辨明什麼是真的對台灣有利，什麼是政治人物的操弄，才能成為明智的台灣愛國者。

作者為世代論壇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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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真誠的台獨主義者還不夠。首先，三種型態的台獨主義者可能有混種。這三個理念型，進行概念分析可以，但是對於政治運動的策略設想還看不出有任何實益。其次，「真誠的台獨主義者」容易流於溫情主義：迴避與排除黨派互相傾軋、人民對抗人民的現實可能，恐怕只是在政治倫理上有制高點，不是在建立政治運動的制高點。要脫胎自「真誠的台獨主義」，不如檢驗公民民族主義的意涵，對台獨運動的啟發。台獨運動在島內政治上必須與社會改造運動對話，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發展社會改造運動的論述；台獨運動在國際政治上必須與當前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脈絡相容，設定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經策略。台獨運動的能動性不是來自於忽略現實的盲動，不能自外於基層社會運動和國際政治；也不能只訴諸於道德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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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綠色矽島」許諾的盡頭，「台灣優先」的呼喚猶在風中飄盪，但民主深化的意志卻已軟弱渙散。本土派不再是轉型正義、社會團結和公民參與的載體，更無從強化民主改革的社會基礎，穩健地導入公民民族主義的政治方案，而僅能退守族群民族主義的語言與動作，謀求鞏固深綠的基本盤。（新國民黨的歷史考題）

[轉貼]誰逃得過蘇花高檢驗？by 許建榮

2007-04-12T04:55:00.000+08:00

誰逃得過蘇花高檢驗？（自由時報四月十二日）

■ 許建榮

蘇花高議題再掀民進黨總統初選波瀾，葉菊蘭要求施政應回歸創黨價值。觀諸葉菊蘭拋出的議題，明白觸及樂生與蘇花高，而指涉的是競爭者的立場問題。樂生涉及地方發展與歷史建物保存問題，在彼此角力下，蘇貞昌院長指示工程會重提評估並發函要求地方政府緩拆。而蘇花高的議題，則是更凸顯初選的矛盾與衝突。

環保生態是民進黨基本價值，因此蘇花高在環保人士反對下，就是違反黨的價值。但是，回溯蘇花高在相關人士當家的歷史，其實是個值得討論的現象。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時任交通部長的葉菊蘭強調蘇花高一定會建。二○○三年十一月游錫院長強調蘇花高是陳總統競選承諾，但興建與否完全尊重花蓮縣政府與縣議會。二○○三年底游院長也提出重新檢討興建蘇花高的必要性與政策環評。二○○四年八月十一日，立法院臨時會審查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案、七二水災追加預算等案，但未包括政策未定的蘇花高；面對跳票質疑，游院長表示政院的立場是興建。二○○ 四年陳總統再強調蘇花高興建的必要性，二○○四年游院長時代則通過了四十億元的蘇花高預算。

二○○五年三月十日謝長廷院長強調經濟發展重要，但也不能偏廢永續經營所以應慎重評估，同時也研擬替代計畫。但是二○○五年的謝院長時代，其實依然編列三十億元的蘇花高預算。而且當時政院發言人卓榮泰也表示，蘇花高的興建是政院既定政策，但正在環評過程中須視環評的結果。二○○六年蘇貞昌接任院長，延續既定的政策和陳總統的政見，但也強調環評的重要性。二○○七年三月重申尊重環評的結果，若環評未過，則蘇花高不建。

從上述來看，既定政策、總統政見，以及民進黨過去堅持的價值，確有衝突之處，也涵蓋了初選的政治角力。當過家的人也深知經濟、區域發展與生態的衝突。然而，因黨內之爭，將蘇花高此政策的共業，轉化成批判對手的議題，實是不智的行為。一旦攤開所有的過程，相關人等都得接受民進黨價值的檢驗。

（作者就讀於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與國際研究學院博士班）

＊前青年部副主任的視野和高度，顯然比老一輩的天王們還好。

論新獨派

2007-03-30T07:24:00.000+08:00

新獨派一些洋獨罵土獨，真令人不知今夕是何夕。
以前不獨的前省議員、前縣長、公媽派，現在倒是獨先鋒。真不堅定啊。

看新獨派《楚門的世界》 by 孫慶餘（蘋果日報三月二十七日）

由新獨派台灣社舉辦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辯論會，其實是一場如假包換的「台獨拷問秀」，是布西亞式的「虛擬實境」，呈現出來的是《楚門的世界》。他們不需要真實，因為他們擬仿真實。他們不需要大餅，因為他們畫大餅。他們的真正目標只有一個：突出游錫堃，貶抑其他人。

只問立場不要是非
辯論會只要「立場」，不要「是非」的，還真是舉世少見。而只出現在非民主社會，辯論的目的是要逼人表態，提供鬥人舞台。國共的辯論會一向如此。如今民進黨也急起直追，後來居上。問題就出在「新獨派」。那是一種「時代越民主，他們越激進；時代越獨裁，他們越安順」的台獨新品種。他們的激進全是為了「表演」「消費」，而非過去戒嚴時代的「冒險犯難」。所以他們也不需要理想，只需要技術，尤其是「打群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圍毆技術。
試看這場「拷問秀」像不像圍毆大會？主辦單位對什麼都沒興趣，只對「逼宮」說及「憲法一中」說有興趣。其設計不過是將游錫堃以外的參選人「抹紅」、「抹藍」，確定「立場就是是非」而已。如果有某一參選人不表態或不同意主辦單位的「擬仿真實」，接下去馬上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鋪天蓋地式圍毆。
圍毆已經成了「新獨派」的鬥爭特色，全無「猛獸總是獨來獨往」的英雄氣概。羅曼羅蘭針對這種群眾時代特色曾說：「你們該記住你們的高乃伊說過：我一個人就已足夠！」魯迅也說過：「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需用暴民的長技一陣亂躁，便可制勝。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更不幸的是，「擬仿真實」畢竟不是真實。真實是：現在的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現在的憲法還是「一中（此中非彼中）憲法」，而且不易改變，因為美國及中共都不「允許」改變，沒有「冒險犯難」勇氣，只有「牛棚內鬥牛母」勇氣的新獨派更不可能改變。所謂「絕不接受四不一沒有」的游錫堃式豪語，不過是最慣見的「喊爽」而已。獨派中到處是「台灣第一勇」，而後藤新平一百年前早已看穿什麼是「台灣第一勇」。

幫游錫堃謀取大位
新獨派比老獨派更無視於國內環境及國際現實，也就是更無民主政治及國際政治水平。你不接受「四不一沒有」，但你知道從《美台協防條約》到《台灣關係法》，台灣都是接受美方保護而且負有被保護義務的嗎？這包括所有改變現狀的言行都必須先和美方磋商。至於統獨對抗、認同對抗，你知道單一族群、單一認同的所謂「民族國家」，現在已近絕響了嗎？現在的「多族群國家」都必須接受多元文化、多元認同及共識民主，否則就將四分五裂，自速其亡，沒有一個例外。
新獨派的「台獨拷問秀」對內意義大於對外，目的是幫游錫堃謀取大位。但《楚門的世界》陶醉一下可以，千萬莫要當真了。

獨派、民主派、基層派

舊（土）獨派（如果按一些通說來看）和民主派（反獨裁）統一戰線在反國民黨的大旗下，有時還和基層運動聯合。但是民主運動和基層運動不一定接受台獨運動。先是反獨的民主派和基層派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再是不反獨的民主派和基層派（因為獨派掌權勢力並不維護民主與支持基層---陳水扁要負最大的責任）再度與民進黨分道揚鑣。至此，舊獨派成分就開始變的更「純粹」，或是說獨派開始「轉性」：獨的民主派和基層派，在轉性的新獨派眼裡變成「他者」、「含淚投票的他者」、變成「寇」、昨天開始變成對手的「同路人」。

當獨立運動沒有揉合民主派和基層派的力量和看法，獨立運動的實踐和論述，就真的是「獨立於其他社會改造外」的運動。本來是一個大工程，現在變成single issue。本來兩步才能走的，現在要一步走完；本來要造橋打基才能過河的，現在想要飛象過河。---這就是政治盲動主義。

我同意孫慶餘的分類，認為新獨派可以看成是和舊獨派不相同的物種。在意識型態上、在策略上，都和七八O年代的獨派不同。這是因為洋獨湧入島內、律師世代接班、還是政治權力污染，我不清楚。

其實，如果新獨派的產生，是意識型態和策略與以前不同，那倒還好。我不覺得新獨派的意識型態和策略可以禁得起討論（寫申論題），對他們來說，只能表態（寫是非題、選擇題）。好吧，我說的是辜顯榮的孫子、民視和台灣社。老李和他的群策會（不包括台聯），至少還寫了一套專書做調研和分析。

與其檢驗新獨派的意識型態和策略，不如把ideology換成syndrome(症候群）來研究。用病理學的的視野來認識。

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辯論

2007-03-28T09:18:00.000+08:00

這次辯論外包的結果就是，責任和背後運作可以撇的乾乾淨淨。按照經驗，沒有透過公開透明程序的外包，承包人往往變成發包人的白手套。

首先，提問人的選擇，實宜儘量含括各領域的人士，學界、企業界、工農界等，從不同角度和社會立場來發言。一批學者發言的方向相當趨同，實在是令人遺憾。

其次，提問人的提問內容，似乎是基於報導、耳語，而非一手觀察且非基於專業角度。一切提問內容，幾乎是常閱讀報紙政治新聞的一般人可以預期的到的。實在是可惜。

最糟糕的是，當提問人質疑謝長廷有關「憲法一中」的問題時，反倒是謝長廷的回答比較像是懂憲法理論和實務的人。反觀提問的法政學者，似乎只是要謝長廷澄清表態。難道這場辯論是謝長廷給法政學者上課的機會嗎？！

當然，這些都可以撇到承包人身上啦。以後要辦，最好還是找黨內幕僚單位辦就好。當然，徐老師也可以參與，反正你和林老師是嘛吉的嘛！請假中的游主席也無須自謙自己口才不好，有套招，有保佑。況且你一張嘴還有提問人四張嘴奧援，免驚免驚！

對了，民主學院的經費撥款程序，要不要來講個清楚啊？難道是黨務機要費喔？

要選贏？還是選爽？（曾韋禎部落格）

話說回來，排藍民調的效果也只在複數選區才能發揮作用，特別是實施配票時，配到溫和派候選人的基本教義派選民就有可能投不下去，轉投基本教義派候選人。在單一選區下，本來就是要避免過於極端的候選人只獲少數民意就能當選，排藍民調卻是要更往深綠擁抱，反其道而行，豈不弔詭。難道深綠選民會因為推出一位淺綠候選人，就會「棄淺綠保藍」？

再者，無論民調如何設計，也無法確保其鑑別性。泛藍選民要在民調中偽裝成泛綠實在不困難，就我多年在網路上的觀察，許多「中間選民」在攻擊綠色執政時，常常會先來個「我某某年投民進黨，但是他們太爛了，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句型」。再拿現在年輕族群愛用的BBS站批踢踢來說，裡面被深藍所把持的「政治恨板」，最近吹起一串歌誦游錫堃的反串之風，並會號召深藍群眾到各網站幫忙灌票，所以游錫堃常常在各網站的網路投票中遙遙領先。如真進行排藍民調，難保在深藍、深綠的聯合加持下，選出最深綠的人出馬角逐總統，民進黨當真認為這樣會勝選？

請問游錫堃對國家正名意見--兼問其他三人（鯨魚網站）

話說游錫昆先生在相關版面上呼籲其他天王要把「臺灣定位」說清楚。我也得請問游錫昆，你呢？你對臺灣定位立場又是如何？選上後的態度又是如何？你也一定要說清楚。更何況你是在媒體上有「暗底」不幸被本人翻找到，算你倒楣！想請問，你是否會會像您擔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時說的那樣？「有關我國國號正名問題，大家可以廣泛的交換意見。站在行政院的立場，正名即是中華民國，我們的國號就是中華民國，正名就是要把中華民國的名稱發揚光大。」（轉引自由時報報導）那你是否其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的立場也是「正名也是中華民國」？還是，會不會現在說的是一套，選後說的又是另一套，跟陳水扁一樣？我們不願意再被騙第二次了，還請綠隊欲角逐「中華民國」「總統」者說清楚。

看新獨派〈楚門的世界〉（蘋果日報孫慶餘）

問題就出在「新獨派」。那是一種「時代越民主，他們越激進；時代越獨裁，他們越安順」的台獨新品種。他們的激進全是為了「表演」「消費」，而非過去戒嚴時代的「冒險犯難」。所以他們也不需要理想，只需要技術，尤其是「打群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圍毆技術。試看這場「拷問秀」像不像圍毆大會？主辦單位對什麼都沒興趣，只對「逼宮」說及「憲法一中」說有興趣。其設計不過是將游錫堃以外的參選人「抹紅」、「抹藍」，確定「立場就是是非」而已。如果有某一參選人不表態或不同意主辦單位的「擬仿真實」，接下去馬上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鋪天蓋地式圍毆。

游錫堃是毀黨，不是保黨

2006-11-14T10:06:00.000+08:00

從陳總統家人及機要因國務機要費被起訴以來，黨中央有許多問題值得商榷。
民進黨同志及支持者必須及早跳出保扁或切割扁的泥淖，把反省眼光轉向黨中央。

黨中央的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我們同意游錫堃主席的看法：這不是保扁的問題，而是保黨的問題。只是我們從根本不同意游錫堃和林佳龍保黨的方式，如何保黨？不是黨主席和秘書長說了就算。他們言論之中的保黨，其實恐怕會害了黨！講的清楚點，就是戕害了黨的批判傳統。游錫堃的保黨說，充其量只是投機的政治修辭！

之前有兩篇文章已經提到這段風波不僅是扁的問題，更是黨的問題（一、二、三）。我們希望部分青壯派不要僅侷限在批扁的認識限制、也不要動不動就以脫黨為手段。在批扁和脫黨之間的重要功課，就是反省黨中央在過去半年來的作為。批扁不批黨，恐有重人輕制度的偏執；不批黨就脫黨，恐有是政治投機主義之嫌。

游錫堃禁止黨員批判的保黨論述，無非是肇始自林佳龍的決行的這個決議：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函
受文者：如正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略
發文字號：略
密等級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無
主旨：為本黨各級黨公職同志切勿再有公開互相攻訐獲攻詰本黨行為
乙事，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第十二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八月三十日第五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黨章規定，本黨黨員在＿黨內會議＿有發言、提案及表決之權利，並對本黨有建議、檢舉及獲得資訊之權利，且依黨章第二十七條規定，＿在黨內＿對本黨之路線、策略、綱領、政策及主要幹部之言行均得自由討論及批判。基於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另依黨章第五條規定，黨員有「遵守本黨黨章，服從組織之決議」之義務。
三、本黨同志對黨之政策路線有不同意見，本得於黨內自由討論及批判，但徵諸前引黨章之精神，任意對外發言並非黨員之基本權利，且黨公職同志動輒透過媒體互相放話或逕行召開記者會表達個人意見之做法，亦往往導致民眾或支持者對本黨之誤解與痛心，現特請各級黨公職切勿再有＿公開＿互相攻訐或攻詰本黨之情形，往後若有類此情事，將依規提請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討論議決後，移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議處。
正本：本黨各級黨公職同志

主席　游錫堃
秘書長　林佳龍決行

這份公函隱藏著游錫堃以保黨之名箝制黨內批判言論的邏輯。
這是將黨章第五條和第二十七條並列，得出來的箝制言論自由決議。
然而，黨章第二十七條明文規定的言論和批判自由，第五條卻是規定了黨員服從決議的義務。
兩條並列並不能得出黨員在言論和批判行為上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林佳龍發明了這個對等原則，進而造法限制黨員言論，這是滑天下之大稽。

問題一：黨員應服從決議，但決議不能違反黨章。
黨的決議是否能違背黨章本身？顯然不行。第五條的精神是要被遵守，但是第五條所講的決議的「內容」，絕對不可以違背黨章，其理至明。否則，按游錫堃和林佳龍的見解，今天中執會或中常會決議推翻黨章第八條的黨內民主原則邁向寡頭領導，或是任何一條黨章，也都可以成立。

問題二：黨章解釋權不在黨主席或秘書長
中執會和中常會除了不能做出違反黨章的決議，另一個問題是，中執會和中常會也不是黨章的有權解釋機關。按黨章規定，有權解釋機關是中評會（第十九條第五款）和仲裁委員會（第三十條第四款）。林佳龍造法在先，游錫堃最近背書再後，已經產生重大爭議。黨內反省勢力應該尋制度，向仲裁委員會提出解釋要求。

沒錯，這些都是小事。但是這是制度問題。民進黨黨內有權人士，不應該容忍、接受游錫堃和林佳龍對制度的扭曲。一個對批判和討論自由的箝制，到底是保黨？還是害黨？

不要再偏執在人格之爭、道德之爭，這個討論和批判自由的制度之爭，才是民進黨最應該保護的。

理解紅綠衝突結構～傾聽泛綠基層的心聲 by 張百達

2006-10-05T02:57:00.000+08:00

理解紅綠衝突結構～傾聽泛綠基層的心聲

泛綠心聲為反貪？為倒扁？__部分內容刊登於聯合報論壇，09.28民進黨黨慶廿週年

原標題和原全文（綠粗體為因篇幅限制，而被刪改的部分）。

九月八日一群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工，於倒扁靜坐前夕發表一份《尋找通往人間淨土的道路》（簡稱九０八聲明），除希望靜坐活動能合法和平進行外，希望台灣的民主在經歷過這段嚴酷試煉後，能更加茁壯穩固，也希望藍綠長期對立，能因民主理念及同胞情誼的深化，而獲得超越，讓分裂的台灣社會能團結起來，為建設我們共同家園來努力。然而，這樣卑微的心願，卻自九一六起一連串紅綠衝突而碎裂。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看到同胞彼此竟是如此「義無反顧」地仇視對方，不惜拳腳相向、椅石互擲，這彷彿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的「準內戰狀態」。敗德政客的煽動，更激化群眾對立衝突的程度與規模。這積藏巨大衝突能量的社會結構緊張，我們恐不能僅怪罪於敗德政客的一時挑動，而忽略其背後所長期累積形成的衝突因子。

綠營支持者許多是長期以來支持台灣民主改革運動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也許這些來自社會底層平凡大眾的經社地位、文化品味與消費能力，不同於佔盡優勢的主流社會階層。然而，歷來許多衝破威權戒嚴體制的街頭抗爭，乃至日常的勞動與耕耘，他們都以親身實踐的方式，謙卑而默默地為台灣這片土地彎腰付出。也正是因為這股力量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力，使兩千年台灣的首次政黨輪替成為可能；而台灣的民主歷程，更因此寫下新的歷史偉頁。

民進黨這六年來的執政表現，確非讓所有人滿意，也有失誤表現；但說成是一事無成，卻也言過其實。相對之下，在一些泛綠群眾眼中：這個經民主程序產生但執政經驗不足的政府，並未被以泛藍佔優勢的媒體公平對待；更不用說這六年來，他們看到泛藍挾其國會多數優勢，阻擋了許多改革法案（包括建構清廉政治的陽光法案），甚至對民進黨政府展開焦土杯葛。零四年射向扁呂的兩顆子彈，他們更懷疑這根本就是泛藍支持者暗殺阿扁未遂；選後的街頭波動則視為泛藍輸不起的具體表現，但同時泛綠卻被要求自制。零五年中國反分裂法通過後，泛藍聯合北京當局規避兩岸政府間的正常接觸，試圖架空民選政府公權力，更是激起泛綠群眾的強烈不滿及鬱結。總統府出現陳哲男等事件及部分第一家族成員乖張行徑，確實引發綠營支持者的失望與憤怒，甚至有一種長期追求的民主改革理想，竟被這些政治新權貴給背叛的失落感覺。但媒體的雙重標準及時有偏頗的處理，使泛綠支持者傾向相信：目前的反貪腐是假的，倒扁的權力鬥爭才是真的！否則施明德先生及廣場紅衣群眾，又如何能輕易忽視國民黨長期霸佔不當取得的黨產不還，還縱容馬主席於零八年參選總統前加速脫產洗錢，以籌措下次立委及總統選舉經費呢？「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諷刺，在泛綠眼中，又豈有正義與是非可言？

以民主理念及個人過去所參與的各種街頭抗爭來看（包括當年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的「反閱兵、廢惡法）行動），泛綠群眾以暴力脅迫對待不同意見者，甚至威脅其合法集會結社自由，這是反民主的錯誤表現！但同時，施前主席和廣場上廣大良善的同胞們，如果不能以同樣的標準檢驗所有政黨及政治人物，很遺憾，泛綠群眾恐也無法完全信任你們反貪腐行動背後動機的真誠與公正。而民進黨內一群仍具改革理想、未忘初衷的年輕政治工作者，恐也不敢對你們有太多期待。

試問：那些坐領高薪的立委諸公的議事效率不彰及立法怠惰（利用職權A錢就先不講了），又何嘗不是另一種貪腐？反貪腐運動若不能深切探究當前整個國家機器所存在的結構性腐敗與陳痾，以及建構清廉政治所面臨的嚴重制度虛弱，這樣的反貪腐運動，將是淺碟廉價但卻又走不長遠的。同時，如果反貪腐運動不能跳脫倒扁的單一訴求，也不願尊重國家司法體系的運作，意圖以人民公審取代司法調查及法庭功能，此最終恐將走向民粹政治的道路。而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藍綠或紅綠街頭衝突，恐也難以完全化解消弭之。

[來稿轉載]寫給奕成大哥的信-覆「寫給挺扁青年」

2006-09-25T02:56:00.001+08:00

親愛的奕成大哥，

看到您「寫給挺扁青年」的公開信很感動。但是或許我們不是您要對話的讀者，因為我們不是挺扁青年。
從執政以來，我們幾個人還是待在黨部當事務黨工和國會當助理，沒有拿推薦信出國唸書，也沒有進府院部會參讚機要。或許奕成大哥聽到了挺扁青年的聲音寫了那封信，而沒有聽到我們基層黨工同志們的聲音。所以，寫了這封信給您，希望您不要見怪。

＜扁的問題反映了黨的問題＞

我們覺得現在如果還要在挺扁倒扁的問題上打轉，那就是一種不長進。扁的問題該怎麼處理，已經有制度在那裡，我們不想當仲裁者，而是交給制度去說話。制度要扁倒，扁就要倒；制度讓扁倒不了，我們也只能希望仍讓制度更加完善、更能在以後防患未然。這點，我們的立場和您是一樣的。制度是什麼？是憲法、是刑事法、是司法的檢察裁判體系、是黨內規、是黨的廉政委員會、是黨的中評會。如果我們的黨真的有普遍的道德標準，中評會和廉政委員會應該就可以處理扁的問題，至少把立場表示清楚。但是沒有。奕成大哥，這是扁的問題？還是黨的問題？

民進黨如果到現在還需要對支持者證明是「清廉的」、「本土的」，那我們覺得這是一種悲哀。我們的黨，本來就應該是清廉的、本土的，這是不需要言語強調的。我們的清廉和本土，不是用說的，而是要去做的。今天面對貪腐的問題，我們要說的是，這不止是扁的問題，也是黨的問題啊，黨的制度和機制真的是無法去解決處理嗎？家裡的事不處理丟臉到外頭去解決，這不也是家裡的問題嗎？奕成大哥您不用擔心，我們對阿扁神話早就幻滅。我們擔心的是黨就如此自我消滅。

＜黨的問題不只有扁的問題＞

您還記得拜耳案黨主席與秘書長從產業政策到黨體制領導決策之爭嗎？（一、二）
您還記得執政後的第一次黨主席選舉嗎？

[黨的社會議程是什麼？在哪裡？]
我們對批判國民黨和馬市府已經熟能生巧，但是我們的自我批判能力卻日日萎縮。民進黨在爭辯「清廉的」、「本土的」的同時，卻忽略了「正義的」、「關懷的」、「進步的」也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對執政的社會政策和方向，我們看不到黨內菁英的立場和意識型態。很高興的是最近綠六組的同志們，對這些議題提出檢討和辯護。但是人微言輕啊！奕成大哥，我們長期以來並沒看到多少參讚機要或身居黨公職的青壯派對這些社會議題作專研的、系統的回應啊？他們到底再忙什麼？奕成大哥，扁讓我們幻滅，青壯派菁英何嘗不讓我們幻滅啊？或許您們在那個封閉的開放的野百合論壇裡，還是有談到「正義的」、「關懷的」、「進步的」的議題吧？！

[黨機器和黨風轉向威權侍從主義、官僚主義、機會主義！]
或許您終日苦思國家大事，無暇分勞關注日常的黨務運作。我們的一位老同事年年考績優等卻於今年暑假被新主管無理解雇、我們一位資深同事在內網批判卻遭到高層施壓，這些問題和國家大事沒有關係，但是卻和這個黨的風氣有很大的關係。或許您不知道這些小事，或許您知道，但是，奕成大哥，面對這些勞資問題、黨內言論問題，我們不僅是人微言輕，也是孤軍奮戰啊。沒有大哥大姊們出來和佳龍大哥商榷啊！

[黨決策與指揮違反共識決、多數決精神！]
奕成大哥，我們相信你也知道執著於扁的問題是一種無謂消耗。扁下台或是扁續任，黨的問題還是會繼續存在。黨有些問題當然和扁息息相關，但是和扁無關的部分，黨不見得就沒有問題啊。可是我們人微言輕、孤軍奮戰啊。佳龍大哥之前代行發文給各辦公室要求停止黨內相互攻擊、中常會也決議要在九一六動員挺扁，誰是決策的人呢？誰出席了中常會？誰通過決議？誰缺席？誰不表態？這些不是應該要公開出來讓黨員、支持者來評價的嗎？大法官會議也有協同意見和不同意見書，我們的中常會是在和稀泥嗎？奕成大哥，這些決策和扁的國務機要費和禮券案沒有關係啊，這些是黨的問題啊。為什麼這些決策都雲淡風清了呢？這難道不是因為黨內先進和青壯派黨公職都太執著於挺扁和反扁的問題了嗎？我們在基層、在底層、在邊緣，對政治領導權沒有發言權，我們雖有沈重的無力感但是仍不認命。然而，比我們在黨內有發言權和力量的人，都跑到哪裡去了呢？

奕成大哥，這幾年來，我們身為在底層的黨工和支持者，應該是最早對神話幻滅的了。是的，應該是比參讚機要或進入黨公職的同志們早吧。不過還是謝謝您前日信中的安慰。而我們已經意識到黨內菁英對島內政治事務的狹隘執著，「超越執著是成長的開始」，希望這卑微的心得能當作一個善意的回饋給您。

民進黨的油麻菜籽們敬上

[來稿轉載]倒扁之外的兩個反省

2006-09-13T23:51:00.000+08:00

整個倒扁活動，民進黨中央陷入「倒扁和保扁」的爭執。從游主席和林佳龍的幾次發言，可以看的出來，領導階層的政治視野並沒有因這次倒扁活動而突破，反而侷限在為了「為什麼不能倒扁？」和「為什麼要挺扁？」找理由。但是，（一）倒扁的理由不成立，並不代表就需要挺扁。（二）倒扁的理由不成立，並不代表扁沒有可被批判的地方。（三）倒扁的理由不成立，並不能當作挺扁的理由。

撇開這些不談，民進黨在倒扁之外，還是有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反省。反省的議題不應該受到侷限。倒扁之外，民進黨應該反省什麼？

第一，民進黨是否能回應，隨著倒扁運動而來的一波社會議題總檢討？不管你喜不喜歡、立場一不一樣，「台灣社會論壇」裡提出的議題，是執政的民進黨有責任去回應的。這些社會議題，其實是執政總體檢裡面的重要一環。民進黨長期忽略並自外於「鞏固本土政權」以外的議題，是相當荒謬。作為在野黨，可以以「鞏固本土政權」一面大旗為號召，但是已經有台聯了不是嗎？作為執政黨，只有這一張大旗，那也太便宜簡單了。

民進黨不能因為社會議題不是媒體頭條而去忽視。立志政策論述、自詡為政策論述高手的黨公職，都應該去瞭解被批判的議題是哪些？意見差異在哪裡？該如何辯護、修正、甚或認錯。而不是蒙著眼睛和耳朵，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以前民進黨還有執政沙龍的座談，現在連樣子都不擺了，是一代不如一代嗎？我們不是有很多學者黨官嗎？

第二，是扁的問題，還是黨的問題？近來不少人已經開始質問，「要倒扁？還是要倒黨（中央）？」。邏輯在這裡：扁有問題，黨不見得沒有問題；黨的問題，不見得是扁造成的問題。民進黨中央已經失去作為一個辯論平台的功能。黨內異見的（被）壓抑就是一個病徵。這裡要質問的是，民進黨中央應該是一個中立性、服務性的政治運作架構。一個讓政治、社會議程和多元意見能夠溝通的架構，讓政治共識能夠付諸執行的架構。偏偏現在黨中央已經變成了一個自我服務的架構、有個別政治意見和議程的組織。如此一來，黨機器和資源豈不是成為特定人士的政治禁臠，而不是黨的公共財？黨中央失去的公共性，不會因為倒了扁或保了扁而矯正。難怪現在有人要講，倒扁不如倒黨（中央）的重要。正因為這才是民進黨改造的關鍵！

寫到這裡，鄭運鵬的意見還真是一針見血。

民進黨諸公，真應該好好思考倒扁之外的兩個反省。不要一直執著地想該怎麼反倒扁、該怎麼挺扁，想想黨吧。

三件被淹沒消音的事件

2006-09-06T02:55:00.000+08:00

該注意的不是民盟、不只是施明德倒扁，所謂的左翼已經在中正廟前集結。

對反扁運動領導權的質疑（倒扁運動倒向何方？）、對群眾運動暴力手段的宣傳準備（不敢衝撞怎能趕走剝削者？、就從紅色說起）、對社會議程的全面反省（台灣社會論壇場次表、人民發聲，台灣社會論壇企圖從批判思考中找希望），中正廟的左翼已經有思想和行動基礎可以進場了。工人民主協會、老鄭、台社派看來是不會缺席的。

面對這個發展，老問題又要被提出來了：民進黨內到底有沒有左派？
人家「左翼」已經集結，我們大家還得疲於面對黨中央那個自野百合封神後的自由派右派老大（其實是保守派）的權力整肅。

在反扁沸沸揚揚的2006年中，三個事件大家得牢記在心。這是屬於黨工和基層的記憶，沒有媒體或是權力菁英會在意的。這權力菁英包括誰？包括了那些忙著搞上層政治的所謂進步青壯派。把「黨工」身份貼在身上罵別人「黨棍」的人。真正黨工遭到打壓，他們也是噤聲不管。是啦！是啦！你們進步人士搞上層政治的比較重要啦。下面的人和事，都不重要啦。

第一、綠六組事件：黨中央面對基層助理及黨工對民進黨的批判，視若無睹毫無回應。
第二、惡意解雇事件：黨中央整肅異己，惡意解雇資深黨工。從處理程序的專擅來看，民進黨怎可能會是照顧勞工的政黨？
第三、資深黨工內網批判事件：黨中央不僅發文限制黨公職權力菁英發言批判，居然也企圖關閉內網來遏止黨工言論！

為什麼是兩個月？請林佳龍不要再害游團隊和黨中央了

2006-09-01T02:53:00.000+08:00

「對民進黨而言，陳總統要不要下台，就再給司法兩個月時間吧！」
這句話是中常會的決議？還是林佳龍自己的看法？為什麼是以兩個月做條件？而不是依據司法程序的起訴、一審或二審為標準？兩個月當作構成要件送中評會啊？

林佳龍的稿到底是誰寫的啊？發言完全沒有常識和基本水準。

民進黨：扁是否下台再等兩個月
【中時電子報林君宜／台北報導】

百萬人反貪腐運動今（一）日展開試坐，並於九月九日正式展開靜坐，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指出，對民進黨而言，陳總統要不要下台，就再給司法兩個月時間吧！不管施明德的倒扁運動成功不成功，都應該處理沒有陳水扁的民進黨、後扁時代的民進黨，民進黨不能再漠視自身的問題！

林佳龍表示，台開案、SOGO案、國務機要費偵辦結果的時間，差不多再兩個月就會有結果，但是民進黨該有的改革步調，仍不能停滯，他強調，民進黨不能在此時與陳總統切割，因為現在若切割兩者的關係，其實就是在「推卸責任」。

儘管強調民進黨無法和陳水扁切割。林佳龍指出，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將提出「向台灣國民報告書」，檢視民進黨建黨二十週年和執政六年來的發展，黨的主張都是在中國崛起前參考各國經驗所擬定，但是「民進黨執政六年來，黨和政沒有不同角色，黨被政拖著走，也與社會脫節」。

（按：現在，是誰在推卸責任？林佳龍還沒敗戰空降黨官之前，從沒主導過黨的發展策略，憑什麼做此定論？黨的政治策略以及黨與社會的互動，這半年恐怕是有史以來最糟的。林佳龍難道真認為以他為首的秘書長和一干智庫派黨官，比起吳乃仁、張俊雄、李逸洋的前秘書長的團隊還要理解民進黨？戰力比以往還要強？政治判斷比以往還要準確？林佳龍透過發言位置糟蹋了長期為民進黨付出的黨工和支持者。這種情況還能忍多久？）至於脫節的問題，請看這一篇對本屆民進黨中央黨官組成的性質分析，要讓黨強，恐怕智庫派必須退出了，讓機要派和基層派出頭。

林佳龍表示，總不能「扁強黨強、扁弱黨弱」，黨要有主體性，陳總統權力下放後，比較混亂，因此必須處理黨與政的關係，舊的強人權威已經瓦解，在新的強人還沒形成時，民進黨不能再扮演選舉機器了。

（按：問題在於，林佳龍為首的黨官連選舉機器都搞不好了，還要談什麼「機器」呢？北高兩市長候選人提名程序搞的亂七八糟不是嗎？黨沒有真心配合北長南菊的需要不是嗎？你自己還不是搞了一個小選舉機器在台中市不是嗎？）

林佳龍說，應該讓黨內有志角逐二○○八年總統大位的高層，一同來辯論民進黨的角色，找出明確的二○○八執政路線，要「先有黨的路線，再有黨的公職候選人」。

林佳龍表示，二OOO年陳水扁總統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高層密會的種種承諾，也都沒有落實，都是照著陳總統的指揮走，不管施明德的倒扁運動成功不成功，都應該處理沒有陳水扁的民進黨、後扁時代的民進黨，民進黨不能在漠視自身的問題，否則就算出現另一個強人，又會陷入另一個循環週期。

針對倒扁運動展開序曲，林佳龍表示，有許多泛藍群眾參與一百元承諾金的捐款，靜坐到最後，一定會由撐比較久的人群取得主導權，「泛藍色彩」勢必越來越重，民進黨中央也密切觀察倒扁運動，是否有第三勢力介入，試圖拉長戰線，把戰線拉長到立院開議後的罷免案及調查權行使上。

林佳龍表示，九月六日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將發表公開談話，呼籲民進黨的支持者以冷靜與包容，度過社會衝突的階段，並將明確定調，讓支持者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除了對支持者提出呼籲，對於黨公職人員也會有相關要求。

林佳龍表示，民進黨九月八日將展開「新陽光、新契約向國民報告說明會」，北中南將舉辦三場說明會、各縣市舉辦中型說明會、全國各地舉辦百場說明會，針對黨產、憲改、政情說明具體向選民提出訴求，不過，北部說明會將避開九月九日、九月十日兩天，以免造成藍綠衝突。

至於陳總統出訪送機，他指出，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副總統呂秀蓮、行政院長蘇貞昌都將會參與送機。

轉型正義與霸權

2006-08-17T02:52:00.000+08:00

自從七一五聲明以來，兩篇重要的「補述」是吳叡人的「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和顏厥安的「轉型正義更需要道德」。雖然道德論述仍然是主軸，但是吳叡人關於轉型正義的補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轉型正義的視野來避免相對主義的泥淖（限縮了「誰說了就算」的自由詮釋空間）。而顏厥安的文章則是提到了（雖然沒有深入闡明）霸權的概念。「轉型正義」和「（文化）霸權」提出後，可以知道的是這些語彙、視野、概念，是不會被其他倒扁勢力所接受的。畢竟這兩個視野是明白地挑戰反動的勢力。這點，是重要的差別。

這兩個視野之間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差別。在當今台灣的政治環境裡，提「轉型正義」可以視為一種應然的史觀；而提「文化霸權」則是一種實然的認識。民進黨本身從未精緻化轉型正義的概念，使她在執政後的價值和行為準則失去了方向（完成執政似乎就影射著人民主權史觀的終點）。而文化霸權，則是指出民進黨取得了政權，但這個政權仍然受制於歷史集團的霸權。顏文提到：
此一轉型遲滯主因在於，既有的文化、媒體、官僚與財經霸權擅長於轉型亂局中「保有」國會多數席次與行政司法機器，故能以合法性來阻撓轉型正義實現。臺灣的現況就是如此，因此嚴格言之，臺灣的合法性體系從來就沒有真正「政黨輪替」過。

即使真以泛藍為「敵人」，亦請注意，泛藍不但持續擁有國會的合法性，最近更頻頻利用既有的文化霸權優勢在塑造其道德制高點，兩年後，也許連民粹正當性與權位都贏走了。屆時民進黨或本土政治力，將不是落得一切從頭開始，而是沈淪入不知從何開始的窘境。

關於顏文有一觀點則似乎有點問題，顏文提到：
因為唯有此等同時身為「被迫害者」「被剝削者」與「被歧視者」的人物典型，並持續以「追求正義實踐」的「高道德標準」展現清廉奉獻與尊重包容多元，方能以精神力引領凝聚群眾的信念與行動。在取得廣泛的民粹正當性權力後，即令未有國會多數與行政機器，亦能漸次推動轉型正義的法治實現。

面對文化霸權，顯然不能靠列寧的先鋒隊，但是顏不去談葛蘭西的陣地戰，反而寄望於道德的「人物典型」的精神力來引領凝聚群眾的信念與行動？這點是很奇怪的。難道說，林義雄可以推翻文化霸權？林義雄或許可以推翻扁，但是絕對不會是文化霸權。

參考閱讀：請用「價值」說服我（三面大旗，直指著既有歷史集團。但是有張旗子已可以收起來，有張旗子卻即將被折斷？）民進黨可以拿阿扁來祭旗，但是不代表整體策略是正確的。又，老李要搶的是哪一把旗？國民黨要搶的是哪一把旗？
舊來文閱讀：對民進黨本質的一個提問

從解散派系一案看黨中央的眼翳病

2006-07-25T02:51:00.000+08:00

解散派系的問題不能單純的看成是黨內反省、或是新系非新系的鬥爭。要求解散派系，是一個矛盾發生的徵兆。政黨和派系都有政治甄補、人才訓練、議題凝聚、宣傳組織的功能。一旦民進黨的政治功能不斷萎縮、新潮流的政治功能不斷增強，這兩個組織體的矛盾就必然發生。所以，檢討新潮流的同時，必須同時檢討為何民進黨的政治功能會發生問題。這點，是黨中央要去自我反省的。民進黨中央為何為弱勢到今天這種地步？除了各權力菁英的外部擠壓之外、內部的長期工程為何一再被荒廢、既有的功能為何一再萎縮？

林佳龍等人在黨代表大會前夕提出的聯合聲明，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感嘆的不是他們的回應內容，而是他們的姿態。基層綠六組早在五月底時對黨內提出批判，所有擁有權力的黨公職其實都是被批判的對象，卻不見林佳龍的完整回應與溝通；今天林佳龍反過來從「被批判的位置」站到「批判的位置」，這是令人驚訝的。這是高姿態（不願與基層溝通聯繫）和投機（站到政治正確的位置）的混合。還不論黨中央高官等人之前企圖開除數位資深事務黨工。林佳龍除了薪水以外，他的黨齡和為黨的貢獻，能比得上這些長期忠誠付出的黨工嗎？

再回來談派系。今天蔡煌瑯鼓勵派系轉型成智庫。這裡有一個問題是：智庫形式算不算是派系？「台灣智庫」算不算是一個派系？黨中央一級主管裡面有多少人還是台灣智庫的執委？這樣這些黨公職有沒有違反解散派系的精神？

民進黨應該認清投機主義份子對制度的戕害。這種戕害比派系更是可怕。

[來稿轉載]對民進黨本質的一個提問

2006-06-29T02:49:00.000+08:00

民進黨到現在還談鞏固本土政權，犯了一個技術性的錯誤。族群決議文通過之後已經採用新說，即任何在台灣經過人民主權原則（國會全面改選、總統人民直選）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政權。只要統治正當性不來自外國、不來自外國（殖民國）的歷史法統，沒有一個政權可以被稱為是外來政權。這是民進黨區分族群問題和國家認同問題的嘗試。也應該是正確的嘗試，不應該偏離。（1999台灣前途決議文前言：經由民主進步黨與全民多年共同艱辛奮鬥，逼使國民黨放棄戒嚴與一黨專政，接受民主改革，達成一九九二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 2004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前言：2004年總統大選，徹底終結了數百年來壓迫台灣本土文化和公民權利的殖民主義和黨國體制，一個由公民共同意志決定的新國家終於型塑完成。）

然而，有一個問題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區別。這個區別除了民進黨賦予名詞新解（亦在族群決議文中）的意義之外，還有另外一層意義涉及到歷史的認識（詳見本文最末段），卻未被提出來思考。
（ 2004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主張八：台灣早已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和河洛人的原鄉，更已成為外省新住民的新故鄉、外籍新移民的新天地。台灣主體性是由各族群共同參與所建構，各族群都是台灣主人，各族群母語都是台灣的語言。）

關於這個歷史認識，首先有一個提問：
民進黨執政六年，是否已經有一種政治社會的改造正在進行中？換個方式提問：
以國民黨為首，在台灣統治五十多年的歷史集團，經過民進黨六年執政，是否已經被新的歷史集團所取代？

要回答這個提問，有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是關於文化霸權。亦即舉證國民黨為首的文化霸權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同時證明民進黨並無力去組織、亦無資格代表另一個新的霸權的誕生。
顯而易見的是：與國民黨（泛藍）聲氣相通的勢力（雖不必然是完全立場一致）在各個社會部門都足以鞏固既有的社會權力。即使各勢力不是受到一個中央集權的組織所指揮，各勢力維持優勢的手段和論述有時也會有相互矛盾，但是基本意識型態、生活習慣、社會群體互動的模式（溝通的符號系統），和情緒，都是相當同質的（homogeneous）、易感染的（contagious）、有共鳴（共識consentaneous）的。從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學院教師、商業公會、常任文官（尤其外交）系統、乃至於大眾娛樂工業，泛藍歷史集團的組織(organization)、甄補(recruitment)、宣傳 (propaganda)、串連(asscociation)的能力，遠遠大於在同部門裡面的泛綠力量。
這個解法相對容易。但是舉證可能不夠科學，也有歸納法和證實主義的缺點。

第二個解法其實也和文化霸權有關，不過直接觀察的是鬥爭方式。
民進黨在放棄社運路線走向選舉路線之後（這可以從八年來中央黨部部門職責改變觀察得到。比方說，社發部到底是在接觸社會哪些部門？壓力團體、利益團體、志工團體？），最容易得到批判大概就是衍伸自對「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批判。這種批判是否能有效警示民進黨反思社運路線的傳統，可能大有疑問。畢竟自由派憲政主義者不會支持。

其實，民進黨並沒有放棄「資產階級代議民主」體制（就是議會選舉制度）之外的鬥爭方式。這種（選舉）體制外的鬥爭，不僅民進黨熟練、國民黨也已經慢慢熟練起來。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裡講的體制外鬥爭，不是社運的同義字。體制外的鬥爭，可以有運動戰、也可以有陣地戰。陣地戰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會部門裡面與既有歷史集團做鬥爭和拉扯、解構既有文化霸權、拆解優勢團體的經濟聯繫、檢驗他們的符號系統。運動戰，就是上街頭「手護台灣」、「全民嗆聲」。運動戰講究「動員」；陣地戰講究「扎根」。民進黨講究便宜的動員而非扎根，其實正好就說明了她期待以大規模運動戰衝撞文化霸權的策略幼稚（或策略無知）；既有文化霸權好整以暇的在一個一個的陣地裡，對異質力量進行消解、再教育、再洗腦。（其實杜正勝佔據的位置正是一個陣地戰的基地，偏偏他的衝突作風把陣地戰做成運動戰，這當然會被一個一個泛藍歷史集團的陣地給圍剿、規訓，從詩人、報人、學者、到教師）伍澤元伍錦霖兄弟（地方派系與地方官僚）、蘇起與蘇永欽兄弟（國安部門與意識型態部門NCC）、太子黨機要世代始祖派（宋楚瑜、馬英九）都證明了這個歷史集團的綿密勢力。

從鬥爭方式來看，似乎可以回答一開始的提問。國民黨的歷史集團並沒有被取代。民進黨也不代表新興的歷史集團。而這正是民進黨的歷史認識的問題。超越人民主權的論述之上，還有一個歷史集團與文化霸權的現實存在。這部分，按現在民進黨的政治鬥爭方式，是永遠衝不破的。

血緣上，我們有外省人（新住民）、原住民、客家人、新移民和福佬人的差別。我們是要相互扶持、相互尊重。（這是族群決議文的精神）。但是，在歷史集團文化霸權的角度上面，我們人人都（曾經或仍然）是外省人。這裡，外省指的不是血緣；外省指的是我們都被鑲嵌在既有歷史集團裡面。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一些新潮流成員拿（憐憫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當新的政治綱領、與中國時報評論集團相互唱和的現象，可以看的出來。當然，要批判地認識部分新潮流機會主義者，不應該從台灣民族主義的角度去批判；而是要去理解，他們是否已經退步到與既有歷史集團共謀而不自知。

至於正義連線高志鵬、謝系林耀文集團、黨中央游林集團，則是連期待都沒有需要。

推薦閱讀：馬英九與泛藍的文化論述

遍地烽火第一槍？

2006-05-31T02:48:00.000+08:00

一批年輕黨工幕僚發難了。一份連署書出來了。
主動的公開發言需要勇氣，面對的有可能是短暫的新聞效果、來自立委、黨中央的各式回應（不管是支持、敷衍、平衡，應該不會有抹黑），這是短期的挑戰。總之，期望這一波能引起更多的共鳴。如果能激起更多不同黨員和其他黨工的挺身發聲，這是最好的。這是「遍地烽火」與「鞏固領導中心」的對比。

opinions to be voiced, voices to be heard, actions to be taken! 完成第一階段了還有兩階段要突破！

如果日後有了自主黨員協會國會助理分會、以後說不定會有自主黨員協會台北市議會分會、自主黨員協會勞工分會、自主黨員協會學生分會。。。這樣就會有自主黨員協會全國聯誼會了。這是以自主基層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模式對抗府院黨的統合主義模式。想太遠了。

不同於這份連署書以對陳水扁的批判為主，這裡主要還是以批判黨中央為主。我們小貓兩三隻沒膽量和勇氣，但是還是對這群年輕黨工幕僚致敬。

「補記」
剛剛看到新聞，今天晚上的黨政高層會議，陳水扁決定將黨政權力下放。（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但是這不代表民進黨的問題就解決了。黨中央對選舉、內部管理等制度的不尊重、鞏固領導中心的說法、地方黨部黨官的專擅、黨機器的漫無方向，都是得持續批判的。

清算的政治

2006-05-23T02:47:00.000+08:00

高雄市長的黨內提名，新潮流系強烈反彈。新潮流的批判的內容是正確的，制度的維持不能因權宜而妥協，更不能因權謀而破壞。制度本身若有問題，是要修改制度而不是規避制度。
游林集團的黨中央繼台北市長黨內提名的荒誕處理後，高雄市的提名顯然又遇到一次挑戰。
這些處理，凸顯了游林集團的政治操作和判斷上面的拙列，也凸顯了他們身為黨制度和民主程序維護者，對制度本身的不在乎。當然，新潮流的批判的偽善成分，是不能被忽略的。吳乃仁擔任黨秘書長時對黨內各種初選的操作，也不見得完全符合新潮流這次提出來的高標準。不過顯然的，新潮流這次在形象上又得分了。

施明德提到四大天王與扁切割是不應該的。這點施明德犯了嚴重的錯誤。政治本來就是要鬥爭的。
民進黨二OOO年執政後，沒有嚴格清算李登輝政權的錯誤和功過，導致民進黨一直只有被李登輝批判的份，卻不能反過來批判李登輝。這是陳水扁民進黨的嚴重錯誤。李登輝從「機會主義大謀略家」變身成為「民主之父」和「台獨教父」，已經取得歷史地位的制高點。民主和台獨，不是從黨外到民進黨大家篳路藍縷在奮鬥的嗎？怎麼變成李登輝在割稻尾？李登輝情節早該在1996年總統大選後就消失了。偏偏一個摩西約書亞的論述，使得台灣之子陳水扁不自知（無知）地把自己綁在歷史的傳承位置，而非歷史的辯證位置。這就民進黨執政後沒有反思批判李登輝執政的後果。

同樣的，民進黨執政剩下兩年，本來就應該對陳水扁政權和自己，做深刻的反省和定調。二八開、三七開，都可以。而陳水扁作為執政領導權的最高點，本來就應該面對清算，不管是來自黨外的或是黨內的。四大天王與陳水扁的切割，本來就是應該的。只期待是有系統的、有論述的、有歷史證據支撐的切割。

民進黨一旦錯失了清算陳水扁執政功績的論述權，民進黨將在陳水扁任期屆滿後，重蹈被李登輝綁架的覆轍。

此外，從唐飛內閣、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到蘇貞昌，閣揆的替換也沒有做某種程度的清算、定調、給個說法，這也是民進黨批判能力減弱，政治領導缺乏節奏的現象之一。
這現象在馬英九八年北市執政即將卸任，民進黨中央卻未對馬英九市政功過做系統檢討批判；馬英九從政以來的黨國及兩岸論述的脈絡矛盾，民進黨中央卻毫無頭緒的狀況來看，我們可以預判：馬英九即將脫韁而跑，躲過有效批判了。

相關文章：
執政權力症候群
南朝士風和以致此？民進黨執政六週年哀語

新潮流的偽善

2006-05-07T02:42:00.000+08:00

新潮流賴清德抗議柯建銘的發言，怕黨高層為了安排葉菊蘭選高雄市長，而把陳菊搓掉。
賴清德認為不能違反黨內民主機制、按程序沒人登記初選才徵召。
賴清德說的都沒有錯。但是這是用形式主義來掩蓋派系利益。這是偽善的。

當政治辯護只能用形式主義當擋箭牌的時候，裡面就有很多偽善的成分存在。檢驗的標準就是「一致性」。
按程序，台北市長初選是沒有人登記。但是，勸阻別人登記（沈富雄）、透過程序阻攔別人登記（尤清），是不是也算是違反了民主機制？為何不見新潮流批判反省？台北市黨部主委這幾個月以來未維持中立角色，新潮流為何噤聲？這種不批判，比「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過失犯」還要可惡，這是「不作為犯」。維護黨內民主機制和程序正義，可以有選擇性的嗎？
歷史不遠，去年縣市長選舉，羅文嘉取代李應元，李文忠為什麼沒意見？林佳龍選台中市長，為什麼不反彈？

柯建銘的回應以「個人意見」而非「高層」見解；不知道賴清德的選擇性批判是不是也是「個人意見」而非新潮流集體意見。

民進黨黨內提名程序早已為人詬病，但是這種形式主義的批判，並不能深層的檢討出黨內民主的問題。當然，如果形式主義者有一致性，我們認為還能在某種程度扮演守門員的角色。然而，一旦是「形式主義加選擇性批判」，這種罪惡並不比「搓湯圓」還要高尚。兩者都背離的黨內民主的精神。

所以，要用什麼東西來解釋這種選擇性批判和不一致性？派系利益無法妥協而已！這，才是北高兩市的差別。

勞動權入憲與其相關

2006-05-04T03:03:00.000+08:00

阿扁在勞動節的發言，在這個憲改部落格裡面可以看到。
勞委會也有一個勞動權入憲專區

阿扁說：「保護勞工、促進國民就業安全及勞資和諧是憲法賦與政府的責任，也是政府施政的一貫政策。記得阿扁在2004年大選時就向全國的勞工朋友提出「擴大就業，降低失業率到4%」、「保障台灣基層勞工、禁止引進廉價中國勞工」、「2 萬元勞工技能升級補助」、「建立勞工退休終身保障制度，每位勞工都能安享退休生活」、「完整保障勞工安全」及「勞動三權納入新憲法」等六大保證，今天這些保證都已逐步看到成果，並可感受到政府的用心與努力，證明阿扁並沒有忘記當初對各位所作的承諾。」

別說勞動權入憲是二OO四年的政見，應該說是每年的五月政見。勞委會和黨中央還有專案追蹤這個政策嗎？話說回來，民進黨身為第一個組工會的政黨，現在工會怎麼啦？民進黨中央黨部的產業工會是怎麼消失的？還有人在乎嗎？

前勞委會主委陳菊也在五一勞動節送給勞工一份大禮物：登記參選了！
她說：「中油、中鋼、郵政、漢翔及中船等十幾個工會幹部都犧牲勞動節的假日，特別趕來支持我，讓我既感動又覺得不好意思。」。

好奇的是，中華電信工會和台鐵有沒有去呢？這，才是該不好意思的部分吧？！

中國時報2002/02/25

與黨中央嚴重衝突民進黨工會險些解散

與黨中央嚴重衝突民進黨工會險些解散
何榮幸/台北報導

民進黨產業工會日前與黨中央嚴重衝突，並因內訌引爆解散工會危機。據了解，工會在調查組織部懲處黨工案時，遭到秘書長吳乃仁制止，其後組織部、秘書處兩個部門黨工集體扺制工會並拒繳會費，解散工會案因而甚囂塵上。此案雖在二月七日臨時會員大會中以三十三票對三十三票遭否決，但部分工會成員認為黨中央「執政後換了腦袋」，許多黨工則對工會運作高度失望，中央黨部氣氛顯得相當詭異低迷。

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民進黨產業工會，是國內第一個政黨產業工會，成立之初各界肯定為推動國內政黨民主改革、保障政黨工作者基本權益，並帶動國民黨產業工會於去年成立，如今民進黨工會卻瀕臨解散邊緣，不少黨內人士皆有不勝唏噓的感嘆。

據指出，民進黨工會與黨中央此波衝突，起源於去年八月間組織部一件黨工懲處案，被懲處黨工向工會申訴，工會認為屬於勞資爭議而受理申訴，並成立調查小組開始「約談」組織部副主任等當事人，但此舉引發黨中央強烈不滿，秘書長吳乃仁基於工會未曾徵詢、尊重當事人意願，怒而制止工會此項調查行動，遭懲處的組織部黨工其後則離職求去。

據透露，其後工會又接連發生不少風波，部分黨工也強烈表達對於工會運作的失望與不滿，認為工會已成為黨工之間的「鬥爭工具」，組織部、秘書處兩個部門的黨工更揚言集體退出、拒繳會費。工會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情勢下進行改組，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政策會黨工李卓翰成為工會新任常務理事。

由於面臨黨工集體扺制，為了讓工會成員充分討論工會存在價值，李卓翰上任後主動提出解散工會案，並於二月七日晚上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吳乃仁指派政策會副執行長吳祥榮代表資方出席。結果三十三票對三十三票，解散工會案未達三分之二門檻而遭否決，但工會幹部承諾將檢討改進工會運作，並於近日成立「工會運作改善小組」。

據了解，黨工們目前對於工會存廢功能仍有很大分歧。部分工會成員認為黨中央常以「工作倫理」、「內部管理」為由忽視勞資爭議，不少黨工則認為工會太過突顯勞資爭議面向，也不清楚工會到底做了那些事，使得工會已「名存實亡」。在半數成員希望解散工會的巨大危機下，民進黨工會何去何從，已備受矚目。

派系、派閥、青壯派

2006-04-20T02:35:00.000+08:00

早期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在策略路線、政策主張、政治甄補和結盟方式的差異是明顯的。
一個政黨裡面，有不同的「產品」相互競合，有激烈競爭，有分進合擊，也有妥協折衷。
就連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早期集結人馬時，也會打出正義、福利國、公義的旗幟。
派系之間有一種「方法論」的爭執。這有點類似中國歷史上東周百家爭鳴的味道在裡面。

時至今日，派系變成以諸侯為主的派閥。誰能分的出蘇系、謝系、游系、扁系、新系（新系從工、農、環運轉成產經建研會、金管會證交所、兩岸政經學會，勉強還算的上是派系，只是「方法」改變太多）真正的差異？勉強的要找出其中的差別，或許是不敢明講的兩岸政策主張。曾幾何時，民進黨內山頭的小差異（如果存在的話）已經被侷限在台中關係裡。台中關係之外的政策主張到底在哪裡？不要說差異主張，連一致的主張是什麼，恐怕也沒人弄得清楚。現在的情況，也有點像是東周末期的狀況，人人都是縱橫家，講合縱連橫的權力計算把戲。

在這種情況下，青壯派又代表著什麼社會基礎？在派系結構轉變成派閥結構的生態裡，很難去追溯不同青壯派在意識型態、政策主張、策略路線的系譜關係。恐怕只能用權力關係來分析：老闆是誰（蘇謝游扁新）？老闆們的表現會不會扼殺自己未來的權力競逐。當前青壯派的結合，只意味著「老闆是誰」的權力競逐邏輯，已經被更強大的「老闆們會害了自己」的權力焦慮所取代。

易言之，要問的問題是：青壯派的集結到底是什麼原因？要切割什麼？有人把這比擬做是後排議員的反叛。其實沒有這麼浪漫。民進黨黨內政治由派系結構轉成派閥結構的過程中，除了權力邏輯改變，心智狀況也改變了。怎麼講？派系政治本身還有某種程度的集團色彩；反觀派閥政治，本質上就是個人英雄主義衍伸出來的父權關係。從集團主義轉成個人主義的狀況下，青壯派是因為個人政治前途而集結的推論，應該也可以說的通。這種推論怎麼驗證？假設民進黨前途一片看好，這些青壯派會跨派閥集結嗎？恐怕不會。在前途一片看好的狀況下，「各位其主」會高於「青壯派集結」。

以上講的只是在國會裡面的公職青壯派。其實民進黨還有另一類的青壯派：黨職青壯派，這裡就講是智庫派好了。智庫派由學運世代右派大哥帶頭（也算是小派閥），政治實力、政治經驗和與民進黨的淵源遠遠不如公職青壯派。唯一或許能打出來的招牌，就是似是而非的「論述能力」。在游錫堃的羽翼下，他們還沒有面對來自公職青壯派的挑戰。但是公職青壯派與智庫派摩擦出火花，應該是遲早的事。公職青壯派當前不可能與行政院衝突，也沒有實力制衡總統府權力核心，黨中央終將（需）成為鬥爭的場域。

綜觀當前的公職、黨職青壯派，並不是因為理念而集結的。兩股勢力在理念理想上，遠遠不如十年前早夭的新世代。反觀，學運世代左派大哥現在在做的事，或許會在五年後走出民進黨的新路線。只是或許。

勞動三權入憲？蘭嶼核廢料問題？

2006-04-18T03:02:00.000+08:00

承諾達悟族小朋友解決蘭嶼核廢料，解決了沒？
承諾推動勞動三權入憲，又做到什麼程度？
親愛的前院長：政策論述是要談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OK？

摘錄自陳水扁電子報97期2003年8月21日
去年四月，阿扁接見「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代表時，認識了來自蘭嶼的謝文龍。這位達悟族的小勇士，在接見結束時，主動向阿扁反映核廢料應該遷離蘭嶼，並轉遞一封陳情書，讓阿扁印象非常深刻，這個舉動也再次喚起大眾對於這個美麗小島的關注。
　　阿扁仔細看過陳情書的內容後，特地回了一封信給謝小弟弟，向他說明阿扁的想法；我在信中告訴他，雖然蘭嶼離台灣比較遙遠，但因為距離的緣故，反而應該更關心這個擁有特殊景觀、風俗小島上的人與事；關於核廢料的問題，阿扁和相關單位一定會儘速妥善處理。

[憲政改造徵詢之旅：勞動權入憲中區座談會]（html）2004年9月9日於台中
摘錄自總統府網站：陳主任委員菊致詞：

蘇秘書長、邱教授、林教授、今天與會的勞工領袖，各位媒體的女士、先生，大家早安，謝謝大家的蒞臨。今天的座談會不但對勞工朋友非常重要，也是勞工權益保障的新里程碑。為了研究如何在憲政改造過程中將勞動權入憲，今年七月二十一日，蘇秘書長奉總統之命邀請工會領袖聽取他們的意見，但是蘇秘書長認為勞動三權的入憲，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憲政改革是要讓台灣邁向民主進步國家的重要工程，更應該遵從由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要讓所有的勞工、各個工會的幹部都有參與的機會，因此蘇秘書長為了聽取勞工朋友的意見，分別在北、中、南、東部舉辦勞動權入憲座談會，聽取各區勞工領袖的意見，讓全台灣各個角落的勞工心聲、意見都能受到充分的尊重。蘇秘書長相當用心的讓我們勞工朋友能充分參與憲改工作並表達心聲，今天特別在中部地區舉辦勞動權入憲座談會，向中區的勞工領袖請教憲改意見。在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期間，陳水扁總統公開向勞工朋友承諾將要推動團結權、爭議權跟協商權即勞動三權入憲，以提供更具體的保障。勞動三法雖然現在還在立法院，但是已經完成政黨協商的程序，勞委會將努力讓勞動三法在這個會期中儘速通過。勞動三法是七十幾年前的產物，與我們勞工朋友現階段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勞動三法的修法是絕對必要的。座談會結束後，我們將彙整大家的意見，請蘇秘書長攜回並向總統報告，請大家充分表達意見。他山之石可以學習，蘇秘書長特別請勞委會收集各國勞動權保障的相關立法例，包括日本、德國及其他國家有關勞動權保障的憲法條文，已經收錄在今天的會議資料中，請大家參考。同時我們也邀請邱教授與林教授兩位對於勞工法令具有相當專業的學者專家就勞動權入憲的議題作報告。感謝蘇秘書長參與我們這次的座談會，也再次感謝各位勞工朋友今天的參與。

論學者誤黨

2006-04-16T02:34:00.000+08:00

最怕的就是有權力的學者政客對政治事務下指導棋。
學者站在學術基礎上對公共事務提出批判是一回事，但是學者轉形成了政客時，很多事都變複雜了。
政治判斷或許可以透過學理基礎來強化，但是政治判斷最需要的實務經驗。學者擅長抽象化論述，或是套用理論架構來分析事情，但是抽象化、概念化、架構化的同時，往往會脫離了脈絡、脫離了基層。抽象化概念化幫助了思考，但是確有可能傷害了溝通方式。簡單講，就是你根本聽不懂基層在講什麼，基層也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因為你用了太多術語。

有人說過，最強的商業人才都在企業裡面；最弱的商業人才都在教MBA。學者往往認為他們自己的東西（指學術研究）難度高不是一般人能處理的；而認為別人的東西（基層黨務和公共事務）難度低，他們必能駕輕就熟。試看林嘉誠、張景森、林中斌、蔡英文等，他們也是學者從政，現在的學者黨官，真的有比這些人高竿嗎？？

民進黨引進學者到黨機器，這也不是第一次（他們不是第一批，他們的表現都有對照組！）。但是顯然施明德當黨主席時加入民進黨中央的學者，表現就遠遠的超過現在的黨中央。林萬億、林向愷、管碧玲、游盈隆、林忠正，在民進黨在野時期進入黨中央，也沒有以學術面貌指導黨機器。他們除了協助建立起政策研究和民意調查的能量之外，也學習如何作一個黨工。他們不把自己的學術基礎和學術人脈當作救命仙丹。從學者轉型成政治人物（高級黨工、縣市政府政務官、國會議員、中央政府官員），需要的不是高傲的姿態，而是謙虛的學習。這幾位早期入黨的學者或許有些人有爭議，但是，他們比現在學者黨工好的地方是，他們沒有學者萬能的自戀心態。

要談救國，要先談救黨。但是如果要談救黨之前，要先談救黨中央，這樣不是很累人嗎？？

政策論述的基本功夫

2006-04-15T03:02:00.000+08:00

政策論述的基本功夫不是擁有博士學位、或是教職。如果真這樣以為，那誤會可大了。
要搞政策論述之前，應該先搞清楚民進黨政策主張的變遷。沒錯，先去把黨綱、各種白皮書翻出來看一看。

黨綱和白皮書長久以來就不被重視，這是事實。但是黨綱和一套套的白皮書和說帖，不是天外飛來一筆的靈感。政策文件的撰寫，其實是有理念、價值和操作面的整合。長久以來為民進黨撰寫政策文件的政治人物、黨工和學者，實力並不會比現在的新進高級黨工弱。不要以為只有自己行，只有自己想過這些政策的問題。

基本功夫的第二式，請先去理解立法院關係文書、法案是怎麼變出來的。除了瞭解黨的立場外，也必須瞭解國會運作、與行政部門的協商、和與社會壓力團體的溝通。

基本功夫的第三式，請先去瞭解民進黨在單一政策上面的轉變。社會政策從教育、醫療、勞動政策的演進，可以追蹤出民進黨對福利國家的主張，談左談右要從這裡著手。經濟政策從部門經建計畫、兩岸經貿政策、科技產業政策去著手。這些不是沒有人搞過，也不是沒有人在搞，也沒複雜到要博士來處理。況且，博士？哪一科目的啊？李遠哲被批判的殷鑑不遠啊。

論黨政合議的問題

2006-04-14T02:33:00.000+08:00

黨政合議的提出，根本不是新發明。各種小組的嘗試，從民進黨執政後不知道試過幾次了。這，是歷史的事實！

民進黨集體決策的制度性設計，其實就是中常會。這次黨提出來的的建議被間接性駁回成健全中常會功能，就是黨工辛辛苦苦準備、推銷黨政合議二個多月的結果？

先談中常會。
（一）中常會裡中常委的組成和黨員大戶息息相關。這個部分必須檢討，因為這涉及到「中常委代表性」的問題。中常會到底能否代表各階層民進黨員的聲音？
（二）民進黨到底是黨主席制、中常會委員制、還是秘書長制？這涉及到以下會談到的一個問題。黨主席的政治主張和對黨機器的領導，到底必須基於中常會的合議、同意和合意？還是黨主席可以不需要接受中常會的權力制衡？如果黨主席可以規避黨內集體決策（合議）的制度性規範，又如何能期望去推動府院黨黨團的集體決策？

再談黨政合議的本身。
（一）第一個問題：黨政合議是為了權力分享？還是集體決策集體負責？黨政合議本質上是要對政治權力行使作規範，但是任何政治權力的規範和制衡，都需要有權責相符的設計。這裡面，黨主席的角色到底是什麼？這是要說清楚的。是代表黨意？是單純的會議召集人？還是只是為一個「天王」的政治備位位置？
（二）第二個問題：要搞黨政合議，游錫堃必須清楚的知道他的權力來源到底是什麼？是來自陳水扁的支持？是來自黨員直選的選票支持？還是派系（和接班）權力槓桿的空隙？今日黨主席的黨政合議案會被撤回，就是一種搞不清楚狀況的荒謬。今日的民進黨在理論上和實務上能不能約束從政的總統和行政院長？如果是翁金珠當選黨主席，依照她那時候的政治主張，她會因為黨與府院不同調，就乖乖的閉嘴嗎？應該是不會。因為翁金珠會認為她的政治權力來源是基於黨員直選。游錫堃這次的黨政合議案被打回票，不就是凸顯了他對自己權力來源認識錯誤的尷尬嗎？還有一種解讀是無關認識的錯誤，而是他的政治權力來源在「操作上」本來就是基於扁的支持和派系的妥協。
（三）第三個問題：合作除了談集體決策外，也必須談分工。今天黨搞政策被院譏為「撈過界」是很正常的。行政院會感謝黨的政策辯護嗎？應該不會，因為行政院本身直接控管政策辯護總比外包還好。再來，行政院會感激黨對政策的不同意見嗎？當然不會。辯護都敬謝不敏了，還會期望黨再來製造麻煩？黨政合議案只會增加府院黨的開會次數，花掉更多時間和人力做準備和討論，一旦有衝突又會是媒體的素材，凡此種種，黨政合議案在現在的環境裡，注定會增加成本和負債，有誰會樂觀其成？黨現在要想的是，要作什麼事，才不會造成資源時間和人力的浪費。

綜言之，黨政合議案的提出沒有作可行性評估和政治判斷。黨政合議之所以不能成功，除了黨主席對自己權力（權威）來源的尷尬（有所待亦有所恃），也來自民進黨集體決策傳統的流失。為什麼在提出黨政合議案之前，不好好的分析和理解以前嘗試的幾次平台設計是為了什麼原因導致了失敗？這種簡單的功課都不做，也難怪會出師不利了。

論民進黨中央的領導權問題

2006-04-08T02:31:00.000+08:00

民進黨中央的成分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批是以黨主席游錫堃為首的機要世代。這些人長期從事政治事務（基層黨工、國會助理、部會機要）。他們有他們的專長，政治判斷和政治溝通的藝術，是學術殿堂裡面研究訓練不出來的。簡單講，他們的養成過程是「以戰代訓」。第二批是以秘書長林佳龍為首的台灣智庫學者，主要的政策研究部門在他們的主導下，企圖重建民進黨的「執政」「論述」。第三批政務黨工是前朝遺老。

民進黨現在擅長開會，政治判斷卻相當貧乏。游錫堃農曆年上台後學蘇貞昌搞了一個幹訓營，結果是新進學者黨工對老黨工老機要上課。奇怪的是，到底是學者還是老黨工老機要參與過比較多的政治事務？誰搞過比較多的選舉？誰比較熟悉黨的歷史？誰比較熟悉黨的生態與病症？要搞執政論述，就要把黨綱搞熟；要談黨政合議，就要把黨章搞熟；要談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就要把黨史搞熟。黨綱怎麼演進、黨章怎麼演進、黨史（民進黨與工運、環運、人權運動、獨立運動的關係），一個個都涉及到對民進黨的認識，以及民進黨在不同時期的社會認識，這些學者真的都比較清楚嗎？

好笑的事情就常常發生。很多高級學者黨官常常自以為了不起地診斷出民進黨的病徵，也開出藥方，老黨工的反應卻是：這以前就發生過了，誰怎麼做，為何成功；誰怎麼做，為何失敗。這就是經驗、這就是資產，這就是為何新進高級黨工會不如老基層黨工的地方。楊長鎮、曾文生何許人？他們長期從事基層與草根運動，是民進黨中央少數僅存有社會聯繫經驗的人才。他們作的是苦工，但是沒有學院教職。民進黨缺的不是知識化、學術化，民進黨現在缺的是草根化、常民化。

民進黨中央的領導權，不僅與基層社會脫節，也與自己黨機器的基層脫節。

20060908《尋找通往人間淨土的道路》一份聲明與呼籲（九O八聲明）by 一群中央黨部事務黨工

2005-01-02T03:55:00.000+08:00

2006.09.08 尋找通往人間淨土的道路（九Ｏ八聲明）

一份聲明與呼籲

針對近年來國內朝野與藍綠的嚴重對立，加上即將在凱道上展開的正式靜坐，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部分事務性黨工，今日自主發表一份簡單的聲明與呼籲。

全文內容如下：

一、充分合作共同承擔：我們相信針對本次靜坐活動，負責第一線勤務的台北市政府，在馬英九市長的帶領下已完成最好的規劃部署與應變準備，以將活動對民眾可能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保障本次活動的合法進行。我們在此對所有參與維護本次靜坐活動的北市府團隊，以及由蘇貞昌院長所領導的行政院團隊，表達一致的敬意與謝意！我們也在此希望中央政府各部門，必要時能主動、即時地提供台北市政府所需的各項協助，並共同承擔起一切的政治責任。

二、民主實現衷心期盼：本次靜坐活動將展現台灣人民—尤其是採取與執政當局截然不同立場的政治異議者，充分享有國家《憲法》保障的集會結社自由，此證明台灣（中華民國）已是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而這樣的基本人權展現，雖然在現今的中國還不太可能發生，但是，我們仍然衷心期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以及中國人民的各項基本人權，在不久的將來，都能獲得完整實現與充分保障。

三、虛心傾聽反省警惕：這場即將展開的靜坐活動，對台灣的民主，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一項嚴酷的試煉與考驗。我們期盼這次活動始終能和平順利地進行，人民的意見能獲得最充分而完整的表達。而身為民主進步黨政治工作者的我們，亦將以最謙卑的態度，虛心傾聽，並作最深刻的自我反省與警惕。

四、可恥暴行最深歉意：針對日前本黨少數黨公職人員，對以國民黨當年白色恐怖時期所造成悲慘際遇，作為對現今政治異議者進行政治鬥爭一事採公然介入立場，我們深感遺憾與羞愧！我們堅信：此等惡質行徑，不僅不符人類文明精神，亦嚴重違反本黨《行動綱領》有關禁止對政治犯及其家屬的一切歧視與迫害，更是違背基本人性的可恥暴行。我們除了呼籲所有心存良善的選民予以唾棄外，作為民進黨的政治工作者，我們謹在此，但同時也僅能代表我們自己（不代表民進黨中央高層），鄭重地向台灣歷來所有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致上最深歉意！

五、維護人權展現公權：政府公權力應盡全力保障本次活動的進行，務必堅定果決、毫不遲疑，即時強力排除任何意圖干擾或挑釁本次靜坐活動的各種行為。即使不認同本次活動的同胞，我們也希望能對此加以體諒與尊重。我們再次呼籲並要求民進黨領導階層：對任何所屬黨公職人員及一般黨員，如有違反先前所宣示之黨紀者，應予嚴處、絕不寬貸！而包庇或縱容者，則同視為共犯！

六、體諒包容民主展現：針對本次活動所可能造成的種種不便，我們希望所有受影響的民眾均能多予體諒及包容。儘管我們不見得認同其全部訴求，但也願給予最基本的尊重。因為所有參與本次靜坐活動的同胞們，他們正以實際的行動，再次驕傲地向全世界證明：中華民國（台灣）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民主
國家。
七、見證民主深化鞏固：所有曾為台灣民主自由犧牲奉獻的先行者，此刻正嚴厲檢視著我們每一個人。而在這重要的歷史時刻，全國同胞也都將一起親身見證台灣民主的偉大歷程。我們期盼並且深信：在經歷過此段期間種種的嚴酷試煉後，台灣的民主改革，必將從中汲取最珍貴的滋養，而台灣的政治民主與社會人權發展，亦將能夠獲得更進一步的深化及確立。

八、族群和解團結人民：對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同胞們，衷心盼望有那麼一天，我們彼此都能勇敢跨越那橫礙在我們之間的所有藍綠印記與族群身份的險惡隔離，一起為照顧我們貧弱無助的同胞、為深化台灣的民主改革、為促進族群的全面和解、為團結分裂的台灣人民、為建設我們的共同家園，攜手同心，共同努力。

「仇恨無法成就，慈悲沒有敵人！」最後謹以此民主先行者言，與本黨所有政治工作者互勉互勵。同時，仰望上天的慈悲與憐憫，眷顧這飽經苦難折磨的斯土斯民！

連署人：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十六名黨工

二００六年九月八日（五）

（開放後續連署～）

20060722 聯合聲明 by 林佳龍等黨公職

2005-01-02T03:45:00.000+08:00

2006.07.22

民進黨作為台灣第一個民主本土的政黨，卻在第二十年陷入歷史低潮與空前危機。這個危機無關乎政權是否存續，而是在於人民信任的流失，以及支持者眼中所認定的理想背離。

我們的執政表現，有違支持者的殷殷期待，再誠摯的歉意，也無法改變當前的處境。而面對排山倒海的批判，包括老戰友的剴切諍言，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糾纏在弊案的漩渦中，在無力絕望中徬徨？

六年來我們都在不同崗位上，見證了執政的艱困處境，見證了朝小野大局面下的黨派惡鬥與媒體扭曲下的政治亂象。其實處境愈是艱困，民進黨就愈應該堅持價值領導，才能無愧於心，才能把對手拉回到路線的競爭。但是我們總是試圖去贏取每一次短線的勝利，也許會成功，但卻讓我們偏離了民主進步的長遠道路。

誠實地說，對於這一點我們也要共同負起責任。因此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有責任挺身而出，喚起黨內的改革力量，將反省付諸具體行動。

針對近日圍繞在總統及其家人與幕僚的爭議，儘管我們不認為總統辭職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但我們也認為，沒有犯法不代表沒有犯錯，不應罷免不代表沒有責任。任何一位政治領袖都必須面對高於法律的政治責任，這一點沒有迴避的空間。

面對個別性的貪腐問題，我們除了訴諸道德的自律，更必須訴諸制度上防腐，完成廉政肅貪的法制工程，提升政治社群的共同最低標準。

但擺在眼前的議題是：為何一個長期標舉民主與進步理念的政黨，會因為總統或其家人與幕僚的問題，逐步演變成政黨、政府的危機，甚至是學者眼中的民主危機？我們認為民進黨的這個困境，其實肇因於兩大危機：一是「制度危機」導致的民主困境，二是「價值危機」導致的進步停滯。

有關制度危機，我們認為當前的政治紛擾與激化對立，不應被簡化為國家領導人的人格特質使然。當前的憲政制度設計，已經被證明是國家的災難，惟有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制度，台灣社會才能從對抗情境中解放，走出「倒扁」與「挺扁」的二元對立。否則，未來任何一個繼任元首，都仍可能重蹈體制的陷阱。

也因此，去決定在憲法上賦予民選總統政策否決權，或是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已經是台灣無可避免的選擇題。

有關價值危機，我們認為本黨六年執政，在縮小貧富差距及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努力不足，這是我們實踐惰性的警訊！如果黨綱是民進黨與台灣人民的社會契約，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在執政的過程中，出現過多少背離黨綱價值的選擇。民進黨是否能夠繼續引導社會前進，不是只在於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更要把實踐社會公義放回價值的最高位階。

我們唯有傾聽基層民意並重建價值領導，才能讓台灣人民重新肯定。未來本黨必須展開與知識界、社運、進步團體間的持續對話，維繫黨綱的進步性，並促成民進黨與台灣社會簽訂新契約。

過去六年，民進黨陷入「以人領政、以政領黨」的寡頭決策慣性。強人的意志展現，使得黨內逐漸喪失既有的價值批判力；強人的魅力領導，也逐漸磨滅了黨內的政策創造力。「扁強黨強、扁弱黨弱」的過程寫照，應驗了民進黨體質結構的嚴重僵化。

如今陳總統已宣示「權力下放」並不再介入黨務，我們應尊重此一決定，並加以落實，痛定思痛，重新架構制度化的集體領導，並以「權責相符」和「黨內民主」兩大原則，建立以黨綱為軸心的決策機制。

我們要呼籲全黨同志：與其花費力氣相互指責，不如在未來不到兩年間窮盡一切力量，去完成手中的責任。我們要籲請在行政部門的同志，用心將民進黨的價值落實在施政中，並以最嚴格的廉能標準要求自己；我們籲請立法部門的同志專注問政，提出進步法案，並嚴格監督執政；我們要籲請黨務部門的同志，落實黨內改革，並連結社會力量隨時檢視黨綱的進步性；我們也籲請基層的同志，隨時反映最真實的草根民意，不讓民進黨與人民脫節。

制度改革與價值重建，必須由黨內的自我反省做起。在民進黨面對成年的第一個轉型困局，我們要邀請具有共同理念的同志，啟動一場新的改革運動，以行動來實現對台灣人民的承諾。這不只是為了找回過往的尊嚴與驕傲，更是我們每一位民進黨員，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使命！

發起人：立委趙永清、賴清德、管碧玲、林岱樺、黃偉哲、勞委會主委李應元、青輔會主委鄭麗君、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蔡煌瑯、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羅正方、民進黨台南縣黨部主委郭國文、民進黨台中市黨部主委張廖萬堅、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宋岫書等共二十位

20060721 民主困境與政治道德 by 陳水扁

2005-01-02T03:32:00.000+08:00

2000年3月18日，那一天晚上的心境與思考，至今依然鮮明，阿扁始終無法忘卻。當選舉結果揭曉的那一剎那，勝選的喜悅是短暫的，接踵而來的是更多沈重的責任與未知的惶恐。2,300萬台灣人民的幸福與安危，以及長達半個世紀一黨威權統治的沈痾積弊，將完全落在阿扁的肩上，因為人民選擇了阿扁，要求阿扁必須忠實履行憲法的義務，擔負起國家領導人的責任。

　　回首過去6年，阿扁與整個執政團隊每一天所面對的艱難處境，以及近來各種的紛擾，如果就此辭去總統職務，對阿扁及家人而言絕對是成全小我最好的解脫。

　　25年來，阿扁對家人有太多的虧欠，只因為選擇了政治，太太終身殘廢。「蓬萊島案」入監服刑及日後在政壇上的起浮，讓孩子們飽受外界的另眼看待，長期生活在封閉、缺乏信任與安全感的環境，無法與一般孩子一樣正常交友，身為丈夫與父親的阿扁是何等痛心，不止一次有過就此告別政壇，遠離是非的念頭。但這些都實不足為外人所道，也不適合要求別人的同情。

　　日前看到乃德兄及許多過去的老朋友，建議阿扁在尚有能力全身而退的情況下，辭去總統的職務，為台灣的民主樹立難得的範例，依稀流露對阿扁的愛護及保全之意，內心更是五味雜陳。

　　也許在結論的建議容或有討論的空間，但阿扁始終相信乃德兄及許多朋友的原意絕對是良善的，阿扁願意虛心受教，也呼籲外界不要懷疑他們的動機。

　　今、明兩天，民進黨將舉行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為了貫徹「權力下放」的決定，阿扁將不會出席，但這絲毫不減損阿扁對民進黨的熱愛與期許。

　　民進黨是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也是台灣第一個民主政黨。台灣是民進黨終極的關懷，而民主則是自黨外以來始終堅定不渝的信念。台灣是2,300人民賴以安生立命的唯一憑藉，如果失去了國家的主權，淪為「香港第二」，台灣的民主就沒有任何發展的機會與空間。

　　同樣的，如果台灣放棄了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重新步上威權統治的後塵，台灣只會變成一個地理的名詞，不再有任何值得我們努力與奮鬥的意義。台灣與民主之間是一個等號，唯有民主不斷獲得深化，持續豐富它的內涵，台灣才能日益成就她的偉大。

　　民進黨尚未執政以前，我們訴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執政後，我們更沒有放慢深化民主的腳步，短短的6年內，逐步實現過去黨對人民所做的民主承諾，包括：軍隊國家化、情治單位法制化、政黨退出校園及司法、禁止政黨經營事業及媒體、推動第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完成單一國會廢國大與公投入憲的憲改工程，以及「終統」等重大的工作，積極落實「主權在民」的民主真諦。

　　我們做的絕對還不夠，不夠多也不夠好。同時，這些民主成就，如果沒有人民的認同與支援，光靠阿扁與民進黨是不可能獨力完成的。人民才是成就一切偉大事業真正的主人，唯有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謙卑、負責任的傾聽人民的聲音，真心誠意的為人民服務，民進黨才有繼續執政的資格與價值。我們愛台灣，以及她所代表的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因此，我們最不樂見的就是台灣社會因政黨政治的興起與民主選舉的競爭，不斷激化彼此間的對立並反覆遭到撕裂。

　　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各種政治的亂象與紛擾始終不曾停止過，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國家認同的分歧，部份也反映許多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困境，包括：轉型正義的難題、政黨政治的惡質化，以及憲政選擇等等，不斷考驗著政治人物的智慧與決心，以及全民對於民主的信念與堅持。

　　國家認同的分歧是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事實，是源自於政治長期的不民主。當半個世紀以前，過去的執政者以「法統」之名及戒嚴的手段，徹底剝奪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就埋下了日後國家認同分歧的種子。當然，認同分歧的激化與政治的動員與訴求是有直接的關係，但如果台灣社會不具備那樣的條件與環境，就不可能為動員提供任何的能量。因此，如何正視並化解這個長期存在的矛盾，比追究責任的歸屬更為迫切與重要。

　　當我們面對過去威權統治所遺留下來的不公與不義，除了意識型態的扭曲外，還有更多侵犯及殘害人權的暴行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歷史的真相必須還原，因為只有真相大白，正義才得以伸張，也才可能尋求真正的和解與寬恕。然而，依據其他新興民主國家過去的經驗，真相的追究往往是製造社會緊張與破壞團結最重要的因素，若再加上台灣還有國家認同的分歧，轉型正義的處理就更為棘手與複雜。

　　近年來，政府陸續對「228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受難者及家屬予以補償及恢復名譽，並對「228事件」及「雷震案」等重大案件，進行官方檔案及史料的整理與出版，力求還原事實的真相，以撫慰逝者及其家人的傷痕。

　　當然，這樣的努力是不夠的，還有太多的疑問沒有獲得解答，許多黨國體制的歷史遺緒還沒有處理，我們必須繼續摸索、學習，探求一條能夠平衡責任、公義、團結與和解的道路，讓過去的傷痛與教訓能真正被銘記而撫平，而不是刻意的忽略或扭曲，企圖將真相繼續淹沒在歷史的陳跡中。

　　同時，就其他新興民主國家發展的歷程，尤其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例子，證明民主是非常脆弱的。舊有的政權挾著過去所擁有的龐大權力基礎，不時對新政權進行全面的抵制與挑戰，拒絕承擔正常民主國家忠誠反對黨的角色，藉由癱瘓政府的運作、製造社會的動盪，以遂行奪權的目的，所呈現的不是民主的深化，而是民主的衰退。

　　新舊政權不斷進行政治角力的過程中，憲政制度的選擇，包括中央政府的體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及選舉制度的變革等等，一再成為權力攻防的焦點，如何援引人民的力量，集合眾人的智慧，而產生一部合宜適用的新憲法，也成為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能否鞏固並深化民主最重要的關鍵。

　　國家認同、轉型正義、政黨政治惡質化，以及憲政選擇，這些只是台灣及其他新興民主國家，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所面臨最主要的困境與難題。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提供所有的解答，所有的國家，包括台灣都還在學習摸索、嘗試錯誤、總結經驗。正因為沒有人有最好的答案，阿扁衷心的期盼，不論是朝野政黨或是社會大眾，能以更包容的心情、更寬宏的視野，跳脫個別黨派的立場與成見，大家開誠佈公、集思廣益，共同努力為台灣尋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堅持台灣的主體意識，落實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是阿扁在未來兩年不變的信念與核心價值，而本土、文化、環保、生態與弱勢將是努力的重點目標。阿扁不再兼任黨的主席，並主張以中常會做為「黨政合議」的平台，特別是「權力下放」之後，黨、政及黨團應該共同分擔責任，以免造成權力真空影響政務的推動，至於阿扁個人的權位則微不足道。

　　近幾個月來，阿扁也常思索政治規範與人情事故之間的割捨與分際，總統本人與全體家人都是平凡人，一定會有親友關係的牽絆，無法摒棄一切的往來。很多事情確實無法原諒，但是否能夠經由坦誠的認錯而重新開始，各界看法可能未必一致。

　　政治的主體是人，而「人性」是其中最難以掌握，也是最珍貴的地方。政治的目的在於提升全民共同的幸福，而不是政治人物或政黨之間權位的爭奪。

　　民主政治是奠基於人性本善的基礎之上，因有信任而結為社群，而有國家，我們不能讓仇恨的語言與情緒再繼續蔓延下去，不斷腐蝕整個台灣社會賴以為繼的互信基礎。不能為了贏得政權而輸掉台灣，更不能為了政黨的利益而毀棄民主的價值，這是所有的政治工作者，包括阿扁在內都不能逾越的政治道德標準。

　　個人進退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有如微塵起落。然而，就像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朋友，過去一貫堅持不渝的信念、民主的價值、本土的認同，乃至於2,300萬台灣人民未來終極的福祉，這些都是我們難以解脫的歷史重擔。個人願意徹底謙卑反省，從頭改正闕失，並祈求人民給我鞭策、賜給我力量繼續承擔，完成未竟的使命。

20060720 民主改革的對話與抉擇 by 部分澄社學者(2006)

2005-01-02T03:30:00.000+08:00

民主改革的對話與抉擇

給民進黨的一封公開信

2006年7月20日

近來一群關心台灣民主運動，其中不少人還直接參與過民進黨發展的學者與社運界朋友，發表聲明要求陳總統考慮主動辭職，引起政壇震撼。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代。作為同樣關心台灣民主品質的公民社會成員，我們同意，目前的民進黨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面對許多困難的抉擇，處理不慎，將造成台灣民主的倒退。基於這樣的關懷，我們從期許民進黨的改革出發，希望能與《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聲明對話，共同開啟民主改革與理性討論的契機，達到豐富台灣民主內涵的共同願景。

台灣民主的未來，不在維繫個人權位的得失，而在民主制度的選擇與發展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必須誠懇地指出：民進黨面對的最大挑戰，不是媒體輿論炒作的「倒扁」、「挺扁」二元對立，也不是陳總統政治責任的輕重衡量，乃至應否下台的問題。因為，一味地「挺扁」，進步的力量會錯失制度改革的機會之窗；一味地「倒扁」，則忽略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繼任者面對同樣權責不明的制度，一旦德能有所偏失，只會再次引發國家社會的危機，同時也模糊了以制度建構杜絕貪腐的急迫性，以及文化結構中「人情/關係文化」的深層危機。

沒有本土的民主，是虛無的；而沒有民主的本土，是退步的

　　我們更擔心「倒扁」與「挺扁」的二元對立，衍生為「民主」與「本土」價值位階之爭的假問題。沒有本土的民主，是虛無的；而沒有民主的本土，是退步的。民主與本土的結合，是過去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力，也是台灣社會未來自主選擇與對話的基礎。

如果民進黨焦點還在棄扁與保扁，只將錯失了歷史改革的契機

　　我們強調的是，台灣民主的未來，繫於民主制度的選擇與發展，而非個人權位的保衛戰。如果民進黨全黨只看到棄扁與保扁，任令台灣社會為扁的權位有無而分裂，只會蹉跎制度改革的歷史契機。民進黨應該深切體認民間社會對它的期許之深，回頭審視民主前輩的蓽路藍縷，承擔起民主改革的重責大任。而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則可以從陳總統目前的困境中學到教訓。

依賴個人德能不如建立制度

首先是，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在未來中央政府的走向，要避免目前因為總統職位的權責不明，缺乏制度性的判準，所以社會只好以所謂「高道德標準」作為政治責任判斷的主觀好惡。沒有建立這個課責的機制，只要求陳總統下台有流於情緒的危險。就算陳總統下台，繼任者還是在一樣的制度條件下行使權力，台灣民眾還是面對一樣的道德風險。因此，推動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是民進黨是否誠意改革的重要指標，民進黨應提出如何改革中央政府體制，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中表達明確的抉擇。

清廉政治是執政黨的當務之急

　　再者，作為執政黨，民進黨應該領先在野黨，從執政經驗中總結廉能政治的配套措施，無論是民意代表的專職化、強光法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廉政公署的設立、獨立檢察官制度等，都應是目前行政部門回應社會期待的強勢作為。

　　而民進黨作為第一個民主本土政黨，在黨內的民主監督上，應建立一個不分總統與黨員一視同仁的約束，如強化「廉政委員會」的功能、嚴格考核黨/公職人員的操守，以及從制度面杜絕「人頭黨員」、「初選買票」等現象，都是民進黨必須積極檢討、展現魄力的地方。惟有全黨上下視此次危機為重振黨魂的契機，才能令社會耳目一新，重拾人民的信任。

制度使用者的人文素養，也是民主鞏固的重要基石

　　民主價值除了落實於體制的建立之外，制度使用者的人文素養也是民主鞏固的重要基石。台灣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與一味強調「拚經濟」之下，社會、文化與價值有單元化的趨勢。此外，國民黨五十年的統治有效壓抑本土文化的發展，造成文學與藝術的失根與對鄉土的疏離；國民黨政府牢牢控制歷史與文化解釋權，也造成台灣社會對本身歷史的集體失憶。這些因素都導致台灣人民產生自我價值的貶抑與中國化的迷思，使台灣人民變成尼采筆下追逐市場而居，失去靈魂與價值的「最後的人」 (the last man)，成為「大地的跳蚤」。這些都促使我們反省台灣人文再生與重建的必要性。

　　台灣社會當前最大的焦慮，在於主體性的追尋。我們處於一個危急的時代，前途充滿不確定性，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強大壓力，我們需要凝聚國家認同，從社會生出回應的力量。然而國家認同不能只靠政治革新，也包含了人民情感的面向，除了民主的政治生活，我們也需要豐富的文化生活。因此在這個歷史的關鍵點，民進黨必須大力推動台灣人文的再生與重建。

民進黨應公開約束陳總統的作為

　　目前社會最重視的，卻也可能是最具爭議的，就是陳總統的作為。我們認為，民進黨或許不必「終結」、但有責任「約束」陳總統的作為，主動督促陳總統落實「自清、改革、權力下放」的承諾，並予以最嚴格的監督，這才是民進黨對人民負責任的表現。

　　我們呼籲民進黨應慎重考慮相關宣示，陳總統亦應一體遵行，例如：陳總統不主動召集府院黨集會，以免令人誤會總統仍操大權；完全退出民進黨的黨務運作，不介入公職候選人之提名，亦不助選；嚴禁部屬介入財團營運或收取不當利益；約束家人之言行，總統本人不對相關弊案發表評論；絕不會見任何司法及檢調體系之官員；主動聽取民間基層的聲音，但不宜多作自我辯解；少談第一家庭家務事，以免混淆私領域與公領域。總而言之，總統一切應以國務為念。

民進黨的歷史使命和責任

　　我們也必須提醒：民進黨未來的政治命運，與台灣民主品質的提升息息相關。無論是政黨輪替、公投民主的推動、審議民主的引進、乃至於未來修憲共識民主的建構，民主的鞏固就是台灣進步的保障，民進黨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自然會因為攜帶民主理念，隨之向上提昇。反之，如果民進黨與民主背道而馳，就如目前在野黨一般，並不會因為對手的執政危機，而提高人民對其信任程度。

　　美好的理念，值得一提再提。我們期許民進黨莫忘初衷，將注意力拉回到人文深耕與民主改革，廣開言路，重回民間，謙虛地與基層市井小民、知識界與社運界對話，做為制訂政策的活泉。民進黨理想主義火種的再點燃、民主改革力量的再凝聚，才能進一步推動台灣民主品質的向上提昇。這在現在看來，或許是一條漫長而人煙稀少的路徑，卻是台灣終將迎向的、浩浩蕩蕩的歷史道路。

共同簽署人: （依筆畫順序排列）

向陽（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澄社社員）

洪裕宏（陽明神經科學系教授、澄社執委）

徐永明（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澄社執委）

高涌泉（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澄社執委）

張捷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陳來紅（袋鼠媽媽讀書會創辦人）

陳曼麗（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陳惠馨（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鄭天佐（中央研究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員）

鄭泰安（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戴寶村（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澄社執委）

20060715 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 by 吳乃德等(2006)

2005-01-02T03:27:00.000+08:00

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
─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

台灣憲政史上第一次總統罷案雖已落幕，可是總統家人和親信涉嫌弊案所引發的社會政治動盪仍未平息。政治領袖及其周邊人士涉及弊案，是民主社會常見的道德和領導危機，也是我們透過反省和檢討，以提昇民主品質的契機。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更令人憂心的是，民眾，甚至學界，則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結果是，我們的民主品質無由提昇，我們對台灣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

陳水扁總統的親信與家人，陸續遭指控涉入各類弊案、關說、和收賄，他的副秘書長及女婿已先後遭羈押、去職、甚至被起訴。總統對外代表台灣全體人民，對內統帥三軍，重要榮典頒授以及法律均以其名義發佈，無疑是全國最崇高的職務。任何人擔任這個職務，都必須受到人民的尊敬與信賴。而且，總統對公共政策和國家的走向擁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當總統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的政策和作為，也將受到人民的懷疑。我們期待陳總統體認這個職務所賦予的重大責任，以及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的區別。在已經失去道德威信和人民信任的時候，我們呼籲陳總統慎重考慮辭去這項職務。

罷免案的結果顯示，陳總統仍然享有足夠的權力和影響力，來護衛他的職位。他如果願意在這個情況下主動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將為台灣民主樹立難得的範例。他的辭職將對台灣政治做出巨大的貢獻，對台灣民主發展也將有深遠的影響，其價值遠超越司法正義所能衡量。

民進黨是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不應輕忽自身所擔負的歷史責任；應以台灣民主政治長遠發展的歷史高度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民進黨在黨綱中宣示追求的政治藍圖是為提供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幸福、正義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如今，民進黨能否以自我反省批判的態度，處理首度執政即遭遇的重大危機，正足以檢視其能否信守黨綱所揭櫫的政治理想。

而對台灣的公民，我們呼籲：讓我們以民主的價值和理想，來豐富我們對台灣的認同。當我們因為認同立場，而放棄對提昇民主的追求，我們其實也殘害了我們的台灣認同。台灣認同目前正遭遇著艱難的挑戰。外部，我們面對中國崛起的強大軍事威脅和經濟影響力；內部，台灣民眾的認同仍處於分裂的狀態。民主品質的提昇，是台灣認同目前唯一可恃的基礎。如果沒有高品質的民主生活，我們如何說服自己及他人，為台灣奉獻心和力？義大利民族主義運動領袖馬志尼在建國運動中，告訴他的義大利同胞：「如果有一天義大利人不再追求自由和民主，我將以身為義大利人為恥。」我們則要如何對自己、對我們的後代解釋，我們今天的努力和作為呢？

民主不只是一套安排政治權力的制度，它同時也是一個要求其公民不斷反省、有意識地更新，不斷充實其內涵、提昇其理想的道德社區。認同不應是一個區辨敵我的口號，它更需要充實的文化價值做為其內涵。我們期待陳總統在這個民主的初生階段，體認他對未來民主發展可能發揮的關鍵影響。我們也期待台灣的公民，用民主價值來豐富台灣的認同。讓台灣成為一個所有人都願意為它奉獻的地方，讓台灣成為一個值得所有住民驕傲的民主自決共同體。

發起說明

陳水扁總統的親信與家人，陸續因各類弊案遭羈押、去職、甚至被起訴。這不只引起社會政治動盪，也讓台灣民主政治與認同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這是陳水扁總統與執政黨的危機，也是所有台灣公民所要共同承擔與面對的考驗。

為了我們珍愛的民主價值與台灣認同，幾經慎重思考而起草〈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聲明，向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民進黨以及所有台灣公民提出呼籲。這分聲明已獲得許多來自民間社會各領域朋友的聯署支持。

七月十五日當天，我們將以誠懇而嚴肅的心情，向社會各界發表這分聲明，說明我們初衷，對民主價值、台灣認同以及眼前政治危機的看法，盼藉此喚起更多公民共同來思考因應我們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希望所有認同我們想法的公民共同參與聯署。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紀萬生	美麗島受難者
張富忠	美麗島受難者
范雲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吳介民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黃長玲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李丁讚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林國明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陳明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郭宏治	專欄作家
陶儀芬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黃洛斐	社會運動工作者
簡錫堦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2006.07.21 在道德社區之外 by 李文忠、郭正亮、段宜康
2006.07.21 傲慢與偏見？知識份子之戒慎 by 張維嘉
2006.07.16 把民主運動重頭做起！ by 吳叡人 (2006)

20060531 身為民主進步黨的一份子，我們對過去六年有最深痛的道歉、對未來有最沉重的呼籲

2005-01-02T03:25:00.000+08:00

[來源：greensix]

身為民主進步黨的一份子，我們對過去六年有最深痛的道歉、對未來有最沉重的呼籲－－

民主進步黨曾經是威權的反義詞，是帶領人民衝撞獨裁體制的旗幟，是台灣人民自主的招牌，是社會進步力量的象徵。曾幾何時，這個政黨成了政策反覆的同義詞、強人領導的擁護者、貪贓枉法的集團、進步改革的絆腳石？身為民主進步黨的年輕世代，我們深深相信這個政黨仍舊是推動台灣民主進步的重要動力，被染上的負面觀感只是少數人無能領導及骯髒行為所造成的假象。

我們雖然只是一群出生在一九七０年代以後的黨內年輕黨工幕僚，卻不忍再看見民主進步黨如此被凌遲下去。黨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直到今日，黨內仍不願意去面對這些問題的主要核心。與其隨波逐流放任民主進步黨在可見的未來遭到台灣社會的唾棄，我們決定出來面對問題的核心，期望黨能夠真正的反省，回歸過去改革進步的大道。

民主進步黨的許多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六年來的戰略錯誤、姑息養奸、逢迎拍馬所致。我們甚至要不諱言的說：總統陳水扁先生，你必須為這些問題負上最大的責任。

總統先生，你在國家政策上出爾反爾的表現已成為民主進步黨執政的最大致命傷；你在兩岸議題的搖擺不定，時而四不一沒有、時而未來一中、時而公投新憲、時而自欺欺人，六年來的反覆無常已讓黨無所適從，更讓支持者士氣低落。總統在兩岸議題原本應扮演凝聚國民意識的角色，但在你的手裡，兩岸議題卻成為國內政爭的工具；在對外關係，更因為你為了個人聲望的操作，導致美台關係從兩千年的高峰跌落至今日的窘境。台灣十數年來所累積的外交及兩岸籌碼，竟在你當政的六年內被揮霍至蕩然無存，成為負債！

在國內制度的改革，因為總統先生你的好大喜功與粗糙操作，導致眾多改革工程胎死腹中。還記得核四停建時，你高舉道德大旗指控擁核人士不愛台灣，被迫復建後你卻又高舉務實大旗責罵那些反核人士不切實際。你曾經高喊寧可失去政權也要完成農會改革，卻在短短三日內隨即喊停，並怪罪別人沒有讓你了解實際狀況。你「錯永不在我」的性格，正是民主進步黨執政以來無法大力推動改革的最大主因！

總統先生，你引以為傲的「國會改革」－席次減半已為台灣民主敲下第一響的喪鐘！減半後所造成的票票不等值，不僅成為世界級的奇蹟，也造就了國民黨保守勢力在未來二十年長期執政的事實。你所主導的減半案已斷送了台灣社會改革進步力量的可見未來，我們不清楚你的功績是否會被國民黨長久紀念，但我們卻深痛看見，你為台灣民主所帶來的歷史浩劫。

總統先生，你對家人及下屬的縱容，最讓追隨黨內清廉價值的我們啞然驚愕！你的家人、親信正不斷陷入骯髒的弊案之中。也許與國民黨時期相較，他們的所作所為僅是小巫見大巫，但對於立黨以來力求清廉的民主進步黨及其追隨者而言，這樣的所做所為最是不可原諒的！你身為他們的上司、家長，難道毫無責任？正因為你的默許，標榜民主多元的民主進步黨竟漸漸轉變成戚宦當道的宮廷政治，也讓有心人士毀去了民主進步黨過往的清新，成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形象。

而在黨務的操作，民主進步黨在總統先生你的主政期間，竟從過去多元開放的民主政黨成為強人領導的一言堂。原因無它，正是你執意造成的單線領導決策機制。你的強勢不僅壓制了黨的其他聲音，所有不見容於你的異見只能成為黨內的孤鳥、叛徒。但我們也要沈重地指出，今日黨的失落與沈淪，黨內其他領導高層絕對難辭其咎。北高市長初選的悲哀鬧劇，正是你們勾心鬥角、犧牲政黨未來只為擁兵自重的最好例子。更令我們心寒的是，你們所謂天王間的互相猜忌、牽制，甚至於上週五達成的「鞏固領導中心」共識，這種漠視問題不敢負責的態度，讓黨已瀕臨亡絶，新生代的我們卻只能看見大老們繼續私利鬥爭的爛戲碼。難道真的要等到全黨覆亡，你們才願意罷手？

身為民主進步黨的一份子，我們必須沈痛地對過去六年無法阻止黨的墮落，向所有台灣人民與國家未來致上最深的歉意。

今天我們要檢討的、要面對的已經不是那些個案與弊案，那僅僅只是問題表象，我們必須迫切反省的是六年來的政策反覆、改革不力、單線領導的核心問題。今日的黨與我們，若再不做出深切的反省與檢討，所失去的將不只是民主進步黨，更是未來台灣民主改革的動力！我們謹在此呼籲陳水扁總統：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你的信心與耐心，我們不要更多空洞的口頭道歉，而希望實質的負責行為。短期的未來，你若仍無法誠意的負起責任，我們將無法繼續認同並支持你作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我們更同時向黨內所有領導高層呼籲，你們要誠摯地為過去六年的迷失，向台灣社會與人民道歉。唯有如此，民主進步黨才能回到「民主、清廉、本土」的創黨精神，這才是我們還給二０００年以來所有曾用手中選票為台灣自主選擇未來的人民，一個負責任而該有的交代！

20060102 肯定「立場堅定」期待「務實前進」--- 落實執政責任 ( 新潮流2006)

2005-01-02T03:23:00.000+08:00

肯定「立場堅定」期待「務實前進」--- 落實執政責任 ( 新潮流辦公室聲明稿 )

2006年新春伊始，陳水扁總統提出對新的一年執政方向的「元旦祝詞」，重申加速各項改革的承諾，並提出對國民年金、稅改、兩岸經貿以及憲改的推動決心與原則，引發各界熱烈討論與關注，做為民進黨一員的新潮流，我們當然同樣寄予高度期待，在此提出若干看法與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追求社會公義與安全再拾民眾信心

我們欣見陳總統再次重申對於各項改革議題的堅定立場與決心，特別是有關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各項政策，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推動國民年金實施的承諾，更具體回應民眾對民進黨執政的期待，符合民進黨長期以來的核心價值，若能在陳總統的決心推動之下具體落實，將可堪稱為劃時代的重大政績，重拾民眾對民進黨執政的信心。

憲改處境艱難務實蓄積改革能量

我們深信，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民進黨以及許許多多台灣人民的理想。我們認為，推動可長可久的新憲法，是民進黨不能放棄的目標，因此，我們對於陳總統堅持推動憲改的決心與立場，表達肯定。唯誠如總統文告中所言，憲改工程處境極度艱難，更需透過改善政府治理能力，重建人民信心著手，以逐步累積社會支持能量，值此艱困之際，我們必須指出，憲政改革的推動須以社會共識作為前提，具有現實基礎的戰略規劃作為後盾之下，才能實現。

積極定位自信開放

然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前景，此份文告似乎與國內部分經濟智庫與財經學者，以及產業界所反映的現實狀況，有若干的差距，從許多重要的經濟指標來看，台灣也沒有過度樂觀的權利，況且政府的基本責任，就是不斷的創造國家成長，並且使成長果實讓全民共享，因此，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我們有義務對總統提出我們的觀察與建言。

我們必須提出，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單一國家對於資本及人才流動的管制，已經成為超高難度的任務，而不可諱言的，中國經濟的成長，造成國際分工體系結構性的改變與轉移，衝擊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全球佈局，特別是環中國周邊的亞太經濟圈，影響更為巨大，這是身為其中一員的台灣，無可迴避的嚴肅課題。

因此對於陳總統提出的兩岸經貿「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原則，我們認為，當前台灣的經濟發展戰略，首要之務在於釐清台灣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上要位居何種位置、扮演何種角色的定位問題上，從而在此一定位下思考兩岸經貿策略，進而能夠維持台灣經濟繼續繁榮的動力，以支撐日益擴大的社會安全支出，我們主張，台灣必須清楚定位，尋求國內的共識，務實規劃兩岸經貿關係。

我們必須指出，台灣作為一個以外貿為導向的海洋經濟國家，過去因為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定位明確，加上靈活的經貿策略與勤奮的台灣企業家與勞工夥伴，讓台灣成為國際分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並且逐步累積國家實力，創造了經濟奇蹟。如今面對新的國際分工體系，我們沒有理由畏怯開放也不需要失去開放的信心，因此我們提出「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的建議，供陳總統參酌，更期待國內學界及產業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邏輯不同的論述，都能透過「二次經發會」的場域，進行更廣泛深入的討論，找出台灣的定位與開放的策略，積極尋求共識以做為決策參考。

體認政府責任設定施政願景

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我們必須誠懇的指出，在經過多年朝野對立以及多次選戰紛擾之後，當前政府的責任就是建立一個穩定安全的生活、充分的就業機會、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投資環境，民眾也有權要求政府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此時，民進黨面對敗選之後的挑戰，我們仍應實踐對民眾建立幸福家園的承諾，這是責任也是義務，我們願與總統共同體認政府責任，設定施政願景，為台灣的未來繼續打拚。

社會運動與民進黨的關係轉化（范雲2004）

2005-01-01T04:10:00.000+08:00

[轉載自勞動者電子報]

政黨輪替之前，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民進黨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聯盟關係。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在完全民主化之前是一個威權的國家。威權國家中的社會運動是有著雙重的任務（dual task）。所謂的雙重任務是指，社會運動一方面要倡議其所關心的社會議題，例如環境議題或是勞工權益，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共同對抗威權國家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運動會選擇與民進黨結盟，可以說是一種結構上的必然，因為民進黨在執政前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主要政治推力。

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台灣的特殊處境。社會運動團體在民主化這個政治任務上與民進黨聯盟，但是在台灣前途的議題上卻仍存在著微妙的團體間差異。環保運動、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等在八○年代末期都遭遇到統獨問題的困擾，甚至因而引發團體間的嚴重分裂。在台灣前途的問題上，傾向於同情台獨議題的運動團體，會比較傾向於和民進黨合作。反之，則會抗拒與民進黨結盟。不過，在政黨輪替之前，所有的社運團體可以說是無論統獨，都和民進黨一樣，站在國民黨政權的對立面。

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社會運動的確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在政黨的關係上，社會運動對民進黨不只是有政治的期望─ 期待民進黨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議程，社會運動在社會進步議題上也對民進黨有較高的期望，例如，左右的分配議題，環境的議題，性別的議題。這當然也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所自我標舉出與過去國民黨不同的價值與議題立場。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民進黨的陳水扁簽署了許多社會改革的承諾，不少社運團體也公開表態支持。

這樣的歷史過程，使得在陳水扁執政的第一個任期中，社運團體一直無法調整到適當的位置，來面對新的執政黨，同時也是新的「國家」。一方面，陳水扁做為一個少數政府，其所面臨的國會多數的牽制以及不友善的媒體環境，也使得社運團體無法作為一個清晰的監督力量，像過去批判國民黨時一樣的有力。另一方面，習於「對抗」國家的社運團體，也很難站出來大聲幫執政黨說話，所以，社運團體可以說是在一種尷尬的位置上，掙扎著學習如何進退有據。

值得注意的是，陳水扁的新政府大量甄拔了從社運團體出身的運動者以及知識份子加入他的新團隊，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牽制了社運團體，它讓社運團體因為「自己人」的加入，而對新政府有期待，也讓社運團體在批判政府時面臨更多的掙扎，所謂的「民進黨情結」的說法不逕而走。原來具有批判與思辯火力的民間社會，似乎頓時被淘空。來自「民間」的批判語言瞬間由剛成為反對黨的「國民黨式」的思維與聲音所佔據。困於新政府與新反對者之間，不願為執政者背書，也無法認同仍帶著威權氣息的反對力量的進步知識份子以及社運團體，遂成了被民進黨政府綁架的無聲選民。

從2000年到2004年的四年新政府任期對社運團體而言，的確是一個調適與學習期。扁政府在核四案的反覆以及在工時案的爭議，讓社會運動，特別是勞工與環保團體上了很好的一課。這些社運團體逐漸瞭解到他們無法依賴政治人物的承諾以及與政治團體的結盟關係來確保他們的議題不被犧牲。他們也發現社會進步議題，仍需要選票實力，才足以成為能讓政治人物讓步的新政策。在這樣的震盪經驗中，社運團體內部也經歷了一波換血，繼續堅持的團體與幹部，愈來愈清楚，他們要走的是一條更為漫長的社會改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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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陳水扁連任，除了代表堅持本土路線的選票首度成長過半之外，也象徵台灣的確是徹底告別舊威權時代，進入了一個「後威權的台灣社會」。說是「後威權」而不是「民主」的社會，是要凸顯，台灣雖然在選舉這個面向上民主化了，但是，我們還必須面對威權政體在政治、社會以及文化上所留下的各種遺緒（legacy）。這些遺緒相當深沈且幽微，很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得以去除。就民間社會這個部門來說，雖然已經充分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但是在法規制度環境上與思維習性上，其實仍然未竟改革，社運與社會團體所面對的仍是一個帶著威權殘餘的環境。

就社運與政黨以及政府的關係而言，從一個比較健康的面向來看，台灣已經從過去的二元對立的局面中走出，民間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已經不是純粹的對抗。民間社會已經分化出政治社會與民間社會這兩個部分。政黨很清楚，就是在政治社會這個場域，其對抗威權的優位性與純粹理想性已經不再存在。政黨的目標，就是為了執政。相對地，社會運動，則留在民間社會這個部門，其目的就是實踐進步的社會價值。在這樣的分化下，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清楚。

觀察民進黨在執政黨後的變化，其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可以說是改變相當大。就其黨組織來看，過去在民主轉型抗爭過程中，民進黨曾經有社運部，之後更名為社會發展部，長期以來主司與各個社會運動團體的經營、聯繫與合作。但是從2000年總統大選前開始，社發部的工作就逐漸轉向為與民間的各種社會團體，例如扶輪社、獅子會、地方宗族等團體交好聯繫。陳水扁當選後，社發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安排各支持團體到總統府參觀訪問。

我們可以說，社發部經營的對象從與社運團體詳商議題到與民間社團經營關係，代表的是民進黨在爭取執政與鞏固執政的過程中，對自己群眾基礎的重新定位。民進黨的確已經自我改造為一個成功的選舉動員機器。只是這個選舉政黨對於自身要做一個「全民政黨」還是一個代表社會弱勢的政黨，經常有不一致的自我宣稱以及自我認同。到目前為止，族群與國家認同仍然是區分民進黨與國親政團最大的差異。

面對民主化後的新政治版圖，社運團體也逐漸成熟地看待既有的政黨，目前可以觀察到的原則有兩個，就是「case by case」，以及「只有個人立場，沒有團體立場」。與兩千年的大選不同，在二○○四年總統大選中，社運團體普遍改變態度，避免以團體的方式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將對總統候選人的立場選擇留給個人做決定。大選後的政爭中，社運團體也並未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最近幾個月的發展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去一向被認為「挺綠」（支持民進黨）的環保團體已經率先對政府在高山纜車等重大決策上的疏失毫不留情的抨擊。我們可以說，社運團體已經準備好，以完全自主與獨立的態度看待與政黨的關係。

最後，這次總統大選後所引發的信任危機，也值得社運團體共同省思台灣的未來。台灣社會糾結在族群與國家認同上的信任危機相當深沈，很難透過政治場域中任何的行動者來改變。相對地，透過社會運動場域當中沿著性別、階級等不同的矛盾與認同，重新交錯切割的新連結，或許才有可能產生具有信任關係的對話機制。更白話地來說，面對台灣內部的族群問題與信任危機，除了繼續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議題上對話打轉外，我們還可以透過在社會議題上的努力，與不同政治信仰的朋友攜手合作。也唯有透過這樣的合作，我們才得以回到原點，從人性的角度來重新看待台灣的政治。

20040711 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的改革成效（澄社2004)

2005-01-01T04:09:00.000+08:00

請問總統，政府改革了什麼？

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的改革成效

澄社

2004.7.11

1. 前言

在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基本上主打改革牌，強調「相信台灣、堅持改革」。陳水扁總統於一月十七日全國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強調，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統治有四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民進黨堅持改革，國民黨假改革、反改革。然而在過去四年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改革的成績如何呢？

雖然民進黨自許為改革政黨，民進黨許多領導人卻坦承改革成效有限。民進黨祕書長張俊雄表示，不是民進黨沒有改革誠意，而是泛藍在國會中阻擾改革，導致改革一再失利。改革一再失利表示改革一事無成。在回應李遠哲、王永慶和林懷民刊登沈重的告白要求不斷改革的廣告，陳呂競選總部發言人吳乃仁表示，過去四年的惡鬥讓台灣社會變成受害者，讓執政很艱辛，改革無法進行。改革無法進行也是表示改革落空的意思。在以改革做為競選口號的同時，兩位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人士說改革一再失利，改革無法進行。這很清楚地說明了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改革上交了白卷。

為什麼明明四年改革失利，阿扁還要強調民進黨堅持改革，國民黨反改革？大約只能說是在精神上，民進黨還是主張改革，國民黨是反改革的。雖然國親阻撓改革是事實，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施政錯誤或失敗卻不能將責任全推給在野黨。許多改革是在現行法律與制度下就可以執行，在野黨對改革的阻撓只在立法院有效，執政黨不能將改革失利的責任全推給在野黨。教育改革是一個例子，教改失敗完全是執行能力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來在重大改革上的成就，恐怕阿扁總統和新內閣會感到十分慚愧，在未來四年得要好好痛下決心，實實在在有效推動改革才對得起「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的承諾。大體而論，教育改革乃承襲國民黨的改革政策，卻改的全無章法；金融改革因農漁會事動彈不得；國會改革也原地踏步；媒體改革成效有限；社會福利則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改革，連民進黨本身的改革也都只跨了小小幾步。在司法改革方面，其實也在國民黨執政最後階段已完成全面改革的規劃，民進黨在推動上也是困難重重，在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沒有什麼重大的成就。司法院組織法的修訂和法官法制訂上，執政當局做得並不積極，甚至有消極拖延的情形。司法院組織法的修訂雖遭遇在野政黨的杯葛，在立法院被卡住，但是執政當局也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嚐試進行突破，甚至在決策上也沒有真正將這個攸關司法改革的法律修正案列為最優先法案。在法官法方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和行政院之間有一些不同意見，也未見院與院之間，乃至總統與四院院長之間從事積極溝通，法案在公文往返，各持己見的狀況下，幾乎毫無進展。民進黨司法改革的成績如此難看，主因之一是本身不夠積極。

如此看來，讓人不禁懷疑民進黨究竟是不是一個堅持改革的政黨。在過去四年，還有很多證據顯示民進黨執政甚至有不進反退或反改革的狀況。做為執政黨似乎成為改變現狀的阻力，執政的利益與思維似乎超過了改革的動機與動量。

民進黨執政四年，整個社會是在紛紛擾擾中度過了這四年。人民期望民進黨執政能將整個社會向上提升，不料這個堅持改革的黨似乎欠缺思想深度與執政能力，在各方面的施政均缺乏說服力與理想性，有時真不知道民進黨政府要將台灣帶向那個方向。如果說國民黨毀於自身的威權文化，民進黨執政四年則敗於不知自己的短處與局限，不知「禮失求諸野」，向望治心切的社會中堅力量尋求能量掖注。四年來這股可用的民氣與力量因民進黨政府改革不力，令人失望而渙散掉了。阿扁第二度贏得大選不是因為選民肯定施政與改革成績，而是因為害怕連宋所代表的舊國民黨勢力重新執政。阿扁政府在未來四年若不能把握改革的契機，則選民將不會再給民進黨機會。下面我們將就阿扁四年執政的改革成效做一個總檢討，以鞭策執政當局，戒慎恐懼，如履薄冰，重建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信心。

除了檢討改革成效，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互信的淪喪，尤其是總統大選後藍綠幾無互信可言。究其原因除了長期國家認同的不一致外，陳水扁總統的領導風格也是一個因素。我們特闢專章檢討陳總統的領導風恪，希望阿扁把我們的話聽進去。值此「亂世」，我們期待一個深思而後言，能描繪願景與理想，激發人民希望的總統。

2. 四年執政改革成效總檢討

2.1 憲政改革

憲政體制運作的困境

台灣從自從解嚴之後，歷經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民主化過程，同時也經過了六次的修憲，然而修憲的結果，反而治絲益棼，使得總統、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之間的關係愈形複雜。此種情況在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執政後，更突顯出憲政體制運作的困境。

四年前，陳總統就職演說中並未提及憲法改造工程，在其執政的四年期間，除了政府改造與國會改革之外，亦未提出其他憲法改造的問題。然而在「驚濤駭浪」的四年執政期間，憲政運作問題不時顯現出來。其中包括：總統所屬政黨與國會多數黨不同時，應由那一黨來組閣、缺乏有效化解衝突和僵局的機制設計，以致核四案時，在野黨不敢啟動倒閣機制、總統行使解散權，須立法院先行提出對行政院院長的不信任案後才可發動，被動解散的機制亦使得僵局無法藉由國會的解散來解決、總統與行政院之間缺乏正式的溝通機制，以致須仰賴非正式的九人小組或兼任黨主席方式來運作、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以及權力分配之爭議、朝野各界對於公投是否入憲不時的爭議、立法院與監察院對於調查權的歸屬迭有爭執、國會缺乏改革的動機，以致席次減少及選制問題至今未能解決。雖然在總統大選前，立法院內部曾經就席次減少選舉制度問題協商，然終因無共識而功虧一簣。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現實上或理論上，關於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爭議、組閣方式、總統與國會選舉方式等，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

我國目前憲法改造所面臨的問題

陳總統在此次就職演說中已經相當程度點出了我國目前憲法改造所面臨的問題，其中包括：三權分立或五權憲法、總統制或內閣制、總統選制為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國會改革及相關的配套條文、國民大會的定位與存廢、公投是否入憲、省政府組織的存廢、投票年齡的降低、兵役制度的調整、基本人權與弱勢權益的保障、國民經濟條款等。這些部分事實上已經涉及目前憲法中絕大多數條文的變動，其工程不可謂不大。

在其就職演說中，陳總統亦已經將修憲程序定讞，亦即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經由國會通過之後，再選出任務型國代。澄社亦肯定回歸修憲程序，此舉將有助降低朝野爭議，減少社會成本。程序正義是民主政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憲法的正當性與過程的正當性息息相關。然而面臨如此巨大的修憲工程，是否採取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或是兩階段修憲的方式亦是值得深思。

兩階段修憲

憲法的修正應有整體考量以及配套措施，不應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方式，不良的配套措施，將導致不良的後果。然而以目前的國會生態要同時進行如此浩大之憲法打造工程並非易事。兩階段修憲方式是可以考量的，第一階段先進行國會改造，降低選舉成本、提高立委素質。國會改革包括選舉制度與立委席次減少(但非減半)及其他配套措施。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政黨比例代表制同時進行的兩票聯立制（德國式）或並立制（日本式），並增加比例代表名額，減少區域名額是目前經常被討論的選舉方式。不過選舉制度仍應與憲政體制相互配套，若是走向總統制或半總統制，則不宜採取德國式之聯立制，日本之並立式較為適宜；如果走向內閣制，則德國的聯立制是可以考慮的選舉制度。第一階段尚未進行憲法打造，因此建議第一階段採取日本的並立式，一方面較合乎國情，另一方面該選制與任何憲政體制的搭配皆可以運作，至於聯立制用於總統制，較可能造成分裂的政黨，導致政府的僵局，不宜採用。

第一階段必須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及國民大會代表職權行使法。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早已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終止其職權，至今已有四年之久，新選舉辦法仍未出籠。修憲的遊戲規則應先行定讞，方能取信於朝野各界。

國會改革之後再進行整個體制改革的憲法工程，包括三權分立與五權憲法、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之選擇。澄社無法為這個社會決定未來應走向什麼樣的體制，畢竟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應由全體人民來決定。澄社可以提供的是各種制度背後的原理原則、實施的的可能性、以及所須的配套措施。

不同的政治體制牽涉到不同的制度原理。總統制強調的是「權力分立」的原則，內閣制的制度原理為「權力之融合」。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的運作是建立在權力分享的基礎上。總統必須與內閣總理分享權力，同時總理也必須獲得議會支持。不同的體制之下總統以及行政院長的選舉或選擇方式亦有不同之搭配。

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

世界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憲法，任何制度的設計皆有其優缺點，也可能對目前的政府體制、政黨體系、和實際政治之運作產生衝擊。我們必須體認此點，並且考量我國特殊的國情、歷史的因素，國家發展的需求來修正這部憲法。未來四年陳總統無須考慮連任問題，或許可以跳脫憲法為個人量身打造的可能性。因人立法、因人廢事所打造之憲法是無法長治久安的。在此亦呼籲朝野各界，應將國家整理利益之考量優先於黨與個人之利益。同時，憲改內容應配套設計，尤其與中央政府體制的配套，在此亦呼籲朝野政黨的憲改主張必須更負責任的提出全盤的規劃。澄社肯定總統所提「憲政改造的工程不應該由一人或一黨主導，更不能只著眼於一時之便。未來，我們將邀請朝野政黨、法界、學界及各領域階層的代表，共同籌組憲政改造委員會，針對憲政改造的範圍及程序尋求社會最大的共識，並且接受人民及輿論的監督。」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讓全國性的公意能逐漸凝聚，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總統提出的憲政改造委員會是必要的，但必須容納較多的聲音。憲政改造委員會籌組之後應先於全國各地舉辦憲政改造會議，充分瞭解全國各地不同的聲音。

總而言之，朝野各界已體認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有許多問題，然而對於未來走向的看法卻甚為分歧。不管憲改內容如何，都應追求憲法和制度的長治久安，不因人、因黨修憲、憲改內容應配套設計，全盤規劃、憲改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最後，徒法不足以自行，憲政民主須靠執政者具體實踐，恪遵憲法的憲政義務。

2.2 兩岸經貿交流改革

面對全球化的國際潮流與中國崛起所形成的磁吸效應，台灣擺盪在勇敢航向世界的「國際化」（全球化）與大膽西進的「中國化」之間。自從台灣於1987年八月正式開放29項中國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990年八月發佈「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後，台海兩岸間的間接貿易與投資即快速成長。對於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交流，雖然李前總統在1996年曾採取「戒急用忍」政策，試圖降溫，但是效果非常有限。在中國強大的磁吸效應吸引下，台商大膽西進，猶如飛蛾撲火般的前仆後繼，對中國的投資熱不斷地增溫。如今，中國不但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台灣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也早已是台灣對外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對中國的投資占對外總投資的比重更已超過二分之一。面對如此局勢，國內經濟學家的看法二極化，民進黨政府四年來也拿不出有效對策，可謂「摸著石頭過河」。

理論上，透過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能，雖可達成最佳的「經濟效率」，卻無法解決「經濟安全」問題。而經濟效率與經濟安全又都是各國的總體經濟目標。因此，即使是最支持自由競爭的美國，為了其本身的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也要管制輸出高科技產品與技術到不友善的國家。此外，自由競爭市場也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當外部性（如外部成本）出現時，將會造成市場失靈。此時，政府即有必要介入。

台商對中國的鉅額投資至少會產生如下的不利後果：一、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中國，二、台灣失業率將居高不下，三、台灣所得分配將持續惡化，四、中國軍力大幅增強，將嚴重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

就第一項而言，台商大量投資於中國，造成兩國轉口貿易的快速成長，已使台灣面臨出口依賴中國的外貿危機。中國對台灣的經貿交流讓中國得以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台商投資中國比重太高，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急增，再加上政府不斷地擴大開放中國的農工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已使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出口市場及生產原料被掌握在中國的手中。

從經濟層面來思考，基於風險分散的原則，也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與一九七○與八○年代之間，大家擔心台灣的出口集中在美國市場的風險太高，台灣的經濟發展會受到美國景氣波動的影響太大，而主張分散市場的主要理由類似。各國對美國市場的高依賴度，使美國得以利用301條款之類的方式，來威脅各國依照美國的意見去改變其經貿政策。如今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倚賴度已高於對美國市場的倚賴度，徒使中國更易採取干擾台灣出口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也更有能力藉經濟抵制之威脅來影響我們的政策。

中國是個低所得水準的開發中國家，其經濟波動的程度遠甚於高所得的已開發國家。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偏高，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比重更高，一旦中國發生經濟不景氣或衰退，則台灣的經濟必然會受到嚴重的波及而跟著衰退。最近中國擔心其投資過熱，可能會造成經濟「硬著陸」，而採取宏觀調控的降溫措施，台北股市隨即反應連跌一千多點（由六千九百點左右跌到五千八百點左右），市值縮水上兆元，就是最真實的例証。

其次，近年來我國失業率不斷地攀升，在2001年高達4.57﹪，2002年更超過5%。這樣的失業率是台灣四十多年來的最高紀錄，也是自1991年以來不斷攀升的新紀錄。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2002年8月之失業率曾高達5.35%。失業問題是個重要的經濟問題，也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沒有一個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可以不重視它。而造成失業之諸多原因中，因「工作場所歇業」而導致失業部分所佔的比重，在1998年為28%，到2001年則增加為46%。這個原因又與產業外移，尤其是西進中國，有莫大的關係。如果這種對中國投資及產品替代本國投資及生產的速度太快，則國內將發生嚴重的失業及所得分配惡化，甚至社會不安的情況，香港即是一個例子。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說是危機重重，有關當局實宜速謀因應之道。以下提出幾項因應策略，以供當局參考。

改善國內環境，促進產業升級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與投資機會不足，乃是導致國內資金大量外移、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的主要原因。國內投資環境不佳則包括政府行政效率低、甚多法令規章不合時宜、基礎建設不足等。而這些因素也正是造成我國國際競爭力衰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經濟自由化程度不夠與國營事業民營化之績效不彰，則應對國內投資機會不足負最大的責任。因此，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並加速經濟自由化，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實為當務之急。

同時，台灣在勞力密集產業方面的優勢早已喪失，未來的發展必須朝技術立國的方向，致力於產業升級。目前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仍具競爭力。台灣唯有不斷地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在經濟方面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

拓展國際空間，加速國際化

由於台灣本身的市場有限，為了維持台灣經濟繼續發展，必須向外拓展國際市場。策略上，應運用知識創造價值，加強與歐、美、日等技術先進國家之經貿關係，以利提升本身的技術水準。在經濟國際化的過程中，應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台灣在對內尚未克服國家認同危機，尚未取得團結一致的共識，對外尚未普獲國際社會認同之前，仍宜以「國際化」策略來化解兩岸經貿過熱可能帶來的危機。

對中國投資必須審慎規範

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而衍生出上述諸多不利於台灣的問題，實乃台商投資於中國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台灣利用中國市場的程度已高居世界第一；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倚賴度也是世界第一。因此，為了避免經濟過度依賴，發展受制於人，對中國的投資，實有必要加以審慎的規範。對於台商申請赴中國投資的重大投資案，政府應要求其提出對台灣總體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衝擊評估報告(猶如一般重大開發計畫必須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為審核之依據。同時應建立台商投資陽光法案，強化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並制定「敵對國家管理條例」及「科技保護法」，以避免高科技產品與技術流入中國。

2.3 媒體改革

在媒體改革方面，也只以黨的力量做成黨籍民代退出媒體經營一項而已。然而，即使這一項也沒有徹底完成。根據澄社2003年監督國會報告「蔡同榮雖然辭掉民視董事長職務，但獲有一個新的『創辦人』的頭銜，未有證據顯示有無實際涉入民視運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蔡同榮仍然是民間投資公司的董事，而民間投資公司的業務包括「對廣播電視事業之投資，以及對傳播、電信、通訊事業之投資」。蔡同榮有沒有真正退出媒體經營似不無疑問。同時，蔡同榮也還是民視文化和台員多媒體兩個公司的董事長，這兩個公司和傳播事業乃至和民視有密切關係。此外，蔡同榮仍然擔任民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至於張俊宏也直到2004年初才辭掉寰球董事長職務，但寰球電視一直以不當方式解雇員工，員工抗爭對象仍是張俊宏。同時，根據財政部2004年5月26日資料，張俊宏另有台灣第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職務。更重要的是張俊宏仍然是全民電通的董事長而蔡同榮仍然是間投資的董事及兩家相關公司的董事長，那麼兩位民進黨的中常委依舊在經營媒體，民進黨及張蔡兩委員似乎並沒有完成退出媒體的承諾。

在實際媒體的政治運用上，民進黨政府一開始先就操控台視華視人事，到接近競選，更縱容在台視與民視開闢帶狀政治節目，從事單面宣傳的作風與戒嚴時期國民黨掌控三台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況直到大選之後，都未見改善。

解嚴以來，箝制言論內容的法律及其他強制手段逐一廢除。二○○○年總統大選促成台灣第一次政權和平移轉之後，多年黨國不分以致於媒體由少數政商壟斷的深層結構問題，也首度完整進入公共政策議題之中。面對當前台灣媒體生態全盤改造的關鍵時刻，我們尤其注意政媒關係、結構改造、內容規範與資訊社會四大議題，並就此檢視新政府四年來媒體政策得失，藉以展望未來深化改造的可能方向。

政媒關係廓清疑慮

在報禁解除與有線電視「就地合法」、開放新電台申請設立之後，反對運動解構黨國壟斷媒體資源的未竟目標，首推「黨政軍退出三台」。四年前，新政府接掌政權而與公務部門磨合不順，類似的問題照樣發生在老三台的處理上。鍾琴出任新聞局長一職，遲遲不能推動廣播電視去黨政軍化；到了蘇正平接任局長職務，具體依陳水扁競選政見推動台視、華視公共化，卻因內部雜音多而「上行下不效」。葉國興走馬上任，新聞局改造無線電視的政策轉趨低調，不久又引爆「置入性行銷」爭議而局長再度易人。黃輝珍自台視董事轉任政務委員、再轉任新聞局長，媒體政策漸有事務官主導的怪異現象。

直到2003年底，羅文嘉等立委所推動的廣電三法修正案完成立法，政黨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正式成為法律規範，蔡同榮也在輿論與民進黨內壓力下主動請辭民視董事長，老三台擺脫黨政軍色彩的時機終於成熟。羅文嘉等人再接再勵，進一步提案修正廣電三法規範置入性行銷、禁止黨工及公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藉此終結政媒不分的混亂現象。後續行動諸如制定政黨法、修正立法委員行為法與選罷法、強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強制信託等，在羅文嘉等民進黨籍立委入閣之後，仍需朝野改革力量捐棄成見以合作完成立法，從此廓清政媒關係，還台灣社會一個超然、清新的媒體監督空間。

電子媒體結構改造

關於黨政軍退出之後的電子媒體生態如何重建，向來有釋股與公共化兩條路線之爭。前者信賴商人自利動機，認為可以透過競爭促使意見市場趨於多元；後者則鑑於政商相互為用，質疑外部性極高的電子媒體一旦移轉私有，勢必延續少數人操控重要傳播管道的舊格局，只是朝野互換、媒體板塊隨之移動而已。就此，陳水扁競選政見與蘇正平均以公共化為去除政治操控、伸展中道力量及創造本土節目優良製播環境的最佳方案。可惜，新聞局幾次委託學者研究，近來甚至完成「無線電視公共化執行條例」規劃草案，該局卻依舊提出「一公一民」甚至兩台全部私有化方案，反覆敷衍拖延，耽誤改造時機。

至於新聞局據以淡化公共媒體需求的論述理由，則來自「數位化」之後頻道倍增、以釋股收入補貼既有公共電視新闢節目云云，一套既罔顧在地有線電視多頻道亂象，又無視美、日、西歐推動數位電視得失經驗而過度簡化的空洞說辭。其實，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絕對不止於利用新技術解決頻寬資源瓶頸，以及，補貼民眾自購或租用數位機上盒而已。舉凡吸引閱聽眾轉用數位技術所需的優質節目製播能力、促進數位內容普及的服務能力與組織文化，尤其，佈建並管理數位傳輸平臺，使優質內容得以合理價格、最佳組合方式呈現予閱聽大眾，在在需要公共媒體從中穿針引線，縫合商業媒體所無法彌補的外部性缺口。簡而言之，播送技術數位化並不能取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制度需求，公共化反而能提供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成功所需的制度基礎。

政媒關係再次震盪

林佳龍從行政院發言人轉任新聞局長，電子媒體結構改造因而獲得全新動能。六月六日，林佳龍向游院長報告台視與華視公共化方案，擬由政府出資二十億元收購民股，再將官股捐給公共電視基金會，並規劃於明年底前，將公視、台視、華視、客家電視台、宏觀衛視、原住民電視台等六家電視台交由公視董事會統籌營運，形成「公共媒體集團」。林佳龍在向游揆簡報後向媒體表示，具有民營化活力的公共化提案，目的在於加速黨政軍退出媒體，同時避免釋股造成財團化現象；未來公共化集團形成後，將有助於本土內容產製、加速無線電視數位化，而政府也不會加以操控。

媒體政策新氣象乍現，隨即因華視總經理一職的政治酬庸風波而反挫。資深藝人江霞因積極參與陳水扁連任選戰的助選活動，在五二○前後即傳出府方安排出掌華視，媒體輿論隨之譁然，其間也夾雜部分親綠人士力挺之聲。江霞在各方批評聲中坦然接受華視總經理新職，就任前並接受媒體專訪暢談經營理念，聲稱將停播大陸劇、不歡迎為連宋站台的明華園，並且表達促成新聞部人事「世代交替」，激起輿論一片撻伐聲浪。此項公然挑戰輿論檢驗的華視總座案，不但令人質疑新政府推動政媒分離的動機，還波及公共化方案，以及，稍後利用中廣、中視換照時機促使國民黨退出電子媒體經營、解構廣播壟斷勢力等改造方案。政媒關係糾葛不去，陳水扁用人風格再度引爆爭議。

媒體內容公共監督

解嚴以來備受各界詬病的媒體亂象，諸如爭相刊播血腥畫面或聳動議題不知節制，對於傳聞或政治人物放話不加查證而自甘淪為傳聲筒，固然源於媒體內部專業義理約束不足，成名誘惑就輕易扭曲工作倫理；再則也是市場飽和，業者彼此惡性競爭的媒體生態使然。致使原應報導事實、增進相互了解、監督公共事務的新聞媒體，往往單憑有限事證過度渲染，或脫離文本脈絡斷章取義，除了傷害個人名譽或隱私權益之外，也不斷誤導閱聽大眾，深化社會上既有的各種成見。娛樂節目則在暴力、色情之外，參與炒作流行、加深刻板印象，提供大量錯誤示範。因此，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女性社團與其他社會團體一再批評媒體惡質表現、組織媒體監督團體，近來更出現一波又一波「關機運動」。各界不滿媒體的能量持續累積，媒體公民運動逐漸發展成型。

另一方面，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與廣告主協會點名中天、年代轉播總統大選開票作業時「灌票」，迅速獲得回應，卻因抽廣告的有效措施同樣用以制裁過度報導抗爭活動，引發媒體普遍質疑「新聞自由」遭箝制。就連獨家報導雜誌散佈偷拍光碟案也曾攀附「新聞自由」試圖脫罪，所幸媒體同業並未聲援；呂秀蓮因「嘿嘿黑」報導不實訴請新新聞回覆名譽，受理本案的各級法院均審酌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是否適用，經三審定讞後，個別媒體查證不足與「新聞自由」之間的界線暫時得以釐清。關於媒體自律不足、公眾監督媒體苦無依據，以及，受害個人往往無法及時獲得救濟等問題，未來確有立法補強規範基礎的必要。此外，公共廣播電視媒體的製播能量如果大幅擴充，將可以其強調多元包容、尊重少數等價值的內容表現，及其維護內部新聞自主、強化專業自律等深具示範意義的組織架構，引導商業媒體從事良性競爭，有效化解媒體亂源。如何還原媒體應有面貌，使其善盡新聞專業責任，客觀報導事實、理性評論時事，增進社會多元與族群之間相互瞭解，更是積極回應媒體公民運動所不能迴避的時代挑戰。

資訊社會願景規劃

自從網際網路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媒介以來，無論是言論自由、智慧財產權資訊隱私權等等問題，幾乎無時無刻不以過去難以想像的方式引發爭議和呈現難題，因而，各國在資訊社會問題的處理和願景規劃方面，幾乎都是努力嘗試以兼具微觀和宏觀的衡平態度，做為基本的因應之道。反觀台灣過去這些年來對資訊社會問題的處理途徑，卻依然未能充分掌握網際網路的核心性質及其帶來的寬頻時代衝擊真貌，繼續受限於由上而下的傳統高權管制心態和模式，因而錯失了不少得以及早建構資訊社會真正願景的時機，無論在資訊社會硬體基礎建設的建置調整，或者是法規制度的重新檢視與翻修等方面，目前都呈現出嚴重落後於資訊社會時代需求的窘狀。就未來可行的具體方案而言，在建構寬頻社會基礎建設方面，應該極力排除政治性因素或非經濟性因素的干擾，盡力利用既有的法律機制，解決互連和資費等長年爭議，建構電信業者和寬頻業者之間的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以便為比較健全的數位內容平台鋪路；其次，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應該採取更為衡平的立場，以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措施不但無從促進資訊社會的發展，反而形成壟斷資訊和言論通路的技術性障礙，或者變相成為惡化數位落差現象的原因之一。總之，我們認為，無論是資訊社會願景的規劃和具體措施的落實，均應以公平和自由兩者的維護做為核心價值，方能為資訊社會的發展建立堅實的基礎。

2.4 教育改革

民進黨政府承繼國民黨政府的教改政策

在教育改革方面，民進黨政府承繼前政府的重大政策，由於教育政策的連貫性極為重要，任何改革政策都要經由長期規劃，民政黨政府繼續執行既有的改革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然而教育改革政策的執行卻引發普遍的不滿，成為民進黨執政很大的負擔。不過，民進黨政府仍然堅持依原訂規劃進行教育改革。在總統競選電視辯論時，陳水扁在教育改革問題上表示「….至於九年一貫，在上一次的時候，連先生講要放棄，我還是要請連先生能夠重新思考，萬萬不可，教育改革不能夠再走回頭路，何況這是過去你們所訂下來的政策」。民進黨政府在主要的教育改革政策上，特別是引起重大爭議的教改政策上，例如多元入學方案和九年一貫政策，其實都是國民黨執政時代已經確定且在規劃執行的政策。教育政策本來應該強調延續性，不能因為政權輪替就更改重大教改政策，民進黨政府應該做的是如何積極改善原有政策在執行上的缺失。黃榮村卸任教育部長後有立委讚譽其為最佳敗選投手，即表示他收拾殘局還有不錯的表現。但總的來說，在教育改革方面，民進黨政府承受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責任乃至問題，更在國親和民間無情的攻擊下，成為執政的包袱。也就更談不上有什麼新的積極的改革政策了。

教育高層欠缺思想深度，對複雜問題之判斷力不足，導致領導能力薄弱

教育改革最忌劇烈且快速的變動，這也是教育改革不容易成為彰顯政績項目的原因。國民黨執政時，由李遠哲院長所主導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諮議報告書，其中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理念與方向，大致上是正確的。台大教授黃光國等每以「民粹」批評之，實有失公允。國親黨人如李慶安委員挑教改問題猛烈攻擊執政黨，是有其聰明處。教改工程吃力不討好，要十年、二十年後才能見成效。攻擊教改以討好家長與陷於改革陣痛期的老師們，一時頗能引起社會大眾之共鳴。這多少帶給泛藍陣營一個迷思，以為教改與經濟議題可成為勝選關鍵。然而不論泛藍陣營對教改之攻擊多猛烈，也都肯定教改理念與方向。攻擊點局限在配套措施不良(執行能力問題)與高學費問題。

所謂「配套措施」不外是如何具體落實教育改革理念。不論是白皮書抑或諮議書，都只是抽象原則。抽象原則與具體實踐之間需要可行的藍圖。過去四年，教育部的問題就出在藍圖不良，實施起來不是千瘡百孔，問題百出，就是實施結果與原先教改理念有距離。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下面卻是三個主因。首先，教育部高層欠缺思想深度，對複雜問題之判斷力不足，導致領導能力弱，無力招架各方責難，隨波逐流，致使實踐藍圖失去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其次，教育部缺少一個政策研究單位或智庫的支援。許多重大決策是在缺乏具體資訊及數據的情況下，在外聘委員會上草草通過。是否可以強化國家教育研究院或大學內的教育研究中心的功能，做為教育決策機制的一環呢？最後，教育部外聘委員會對決策的影響力很大，委員的素質直接影響決策品質。過去四年，許多委員會的成員與國民黨執政期雷同。民進黨政府不夠用功，未能跳脫國民黨式講輩份與背景以及官大學問大的文化，聘了許多份量很重卻作用有限的學者為委員。

整體而言，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教育改革方面實在乏善可陳。民進黨缺乏教育與學術方面的人才，四年來又未能在教育界與學術界發掘或栽培人才。國民黨政府頗能善用學界力量，不論是納入行政團隊或做為諮詢智庫，學界與國民黨政府關係良好，對國民黨政府幫助頗大。一般而言，民進黨政府給人不重視學者的感覺。林佳龍在釋出國安會諮詢委員的遴選原則時表示，現有學者委員可能都不留任，將改聘「有實戰經驗者」，因為國安會「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地方」。這種語言讓人覺得民進黨政府只是在「利用」學者，對學者似有鄙視之意，不是具有大格局政府該有的心態。

高等教育改革

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民進黨政府四年來除了延續國民黨政府混亂而缺乏中心理念的高教政策之外，可謂乏善可陳。國民黨執政時期大量擴充大學校院數量，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高等教育經費縮水與大學基礎教育素質低落。民進黨政府對這兩個問題卻束手無策。

針對大學校院數量太多，高教經費縮水的問題，民進黨政府採取的解決辦法是（一）延續國民黨時代的校務基金制度，進而推動大學法人化，以要求各大學自籌一定比例的財源；（二）建立所謂進退場制度，以淘汰不良學校。原先民間教改團體推動大學法人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法人化讓大學院校脫離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之掌控，而目前教育部推動法人化的目的卻是要藉此將籌措財源的責任部分轉到學校自身。在強化大學自主性方面卻反向而行，仍賦予教育部決定校長人選的權利。

熟悉歐美高等的教育者都知道，民間捐贈鉅額款項給大學是非常獨特的美國文化。除了美國以外，歐洲各大學之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預算。台灣的情況類似，大學很難由民間籌措財源以維持正常運作。要解決大學及經費不足的問題仍需仰賴政府預算。民進黨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不要採用那些從美國學來卻不適用於台灣的高教政策。

大學評鑑制度的建立

大學進退場制度有賴於具公信力的大學評鑑制度。台灣引進大學評鑑制度當然是希望透過資訊的公開化與透明化，可以「比較」出辦學的「優劣」，並對於「績效不彰」的大學或個別科系施加壓力，以改善大學的研究和教學品質，乃至提昇其面對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大學評鑑制度若要發揮這一導向的正面功能，其條件是建立在評鑑單位和流程能夠完全超然，參與評鑑者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與公認的學術聲望，以及評鑑可以充份地掌握被評鑑對象的實際情況。但在台灣，由於既缺乏專業的評鑑機構，又經常十分匆促地以臨時編組方式進行評鑑工作，因此評鑑結果的「公信力」不夠穩固，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大學評鑑」究竟用在何種目的上，也始終未曾釐清。譬如說近來實際已產生資源分配效應的「大學分類」(區分「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 便似乎並沒有先進行大規模的評鑑作業，讓外界根本不了解分類的判準為何？若只依據若干片面的數據，如生師比、研究論文數等等，則有選取指標的系統性偏差問題存在。甚至當一味應用SCI、SSCI、EI等量化指標來評斷時，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造成十分嚴重的「貶抑」效果，因此，不盡合理的評鑑指標，必定會引起更多的誤導及反彈，完全沒有達到起碼的效益。換言之，當評鑑「失足其原先設定之功能，還可能產生「反功能」(dysfunction)，擾亂了學術的正常發展，不可不慎。

現行的大學評鑑方式至少有兩種副作用: 一是學術界的「知識─權力」關係可能「建制化」，能夠決定大學評鑑之指標、項目、人選、效果的少數精英，將進一步獲得資源分配的主導權。問題是：誰來評斷這些精英是否適任？他們的權威由誰來檢驗？台灣的學術界規模不大，每個學門能否找到足夠的大學評鑑人才，實屬不易，其來源是否多元，更是關鍵性的問題。

另外一項不利學術發展的負面影響，是評鑑的標準如果過於簡化，很可能扭曲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及創造性，使得學術界新進成員以追逐量化的論文數量為重，反而忽視了學術的多元和品質。這樣的後遺症並非推動和參與大學評鑑的行動者所「預見」的後果，卻是不少人批評現有評鑑機制的主要理由。與上一項提到的「知識─權力」關係合起來看，台灣的學術自由有可能漸漸走向「自我閹割」，因為年輕的學者為了論文能發表在主流的期刊上，不能不去順應「流行」，真正的學術興趣和原創力反而就被割捨掉。誰知道台灣是否因此壓抑了新生代學者可能有的成就？

事實上，評鑑能否實現其所聲稱的功能，須視評鑑對象的性質而定，譬如營利性的公司企業，可以採用單一的「績效」指標，如營利「業績」的達成與否來加以評比，至於大學作為「非營利組織」，其本身設立和經營的目的究竟為何？是走向「市場化」，迎合資本主義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還是應該堅持古典的人文傳統，培養出有「學養、教養、涵養」的社會公民？隨著大學數量的增加，以及經營型態的多樣化，評鑑是否必須採用更多元的指標來做評斷？這些原則在評鑑之前便需要經由廣泛的討論來凝聚共識，其合理的程度更與評鑑的成敗息息相關，不可等閒視之。

前面提到，在大學層次的評鑑，如何「分類」乃是相當關鍵的首要問題，分類之後如何建構不同的評鑑項目與指標，亦涉及到十分專業的評鑑技巧。再下一層的科系評鑑，則近似於不同學門的學術評鑑，必須發展出與學科性質相貼近的評鑑方式，尤其如針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等較無法「標準化」的學科進行評鑑，不應完全套用自然科學的評鑑指標，否則容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根本無法掌握到評鑑的精髓，反而製造出更多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大學評鑑不能徹底反省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知識的目的、對象、方法、邏輯和效力上，存在著「不可共量」的情形，而若不只是用自然科學的判準來評比社會科學，更在社會科學之內也採取單向度的評鑑指標 (如SSCI排名風波)，那麼可能會適得其反，阻擾了社會科學的正常發展。

綜合來看，相關權責單位應該儘快檢討大學評鑑在效益上如何能夠更符合原始目的，同時也應深一層地思考評鑑的副作用或反功能為何會出現，並研擬出可行的改進方案。惟有當主其事者了解到台灣學術界的生態具有那些特徵，而大學評鑑又會如何「擾動」了原來的平衡，形成新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以更寬廣的格局設計大學評鑑制度，避免評鑑成為學術「一言堂」的幫凶。

通識教育改革

通識教育品質低劣是高等教育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高等教育充其量只是高等職業養訓課程。教育部在過去四年推動了許多提昇通識教育的計畫，包括顧問室的許多計畫與二個梯次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然而成效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通識師資短缺與素質不佳。通識教育課程主要來自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及理學院。台灣的大學校院多半是殘缺不全，不是缺人文社會科學院就是缺理學院。連許多國立大學也不例外。這類跛腳學校的通識教育多依賴被邊緣化的「通識教育中心」在支撐。民進黨政府從未採取積極措施來改善跛腳大學。大學中之學術精英多只忙著搞到更多研究經費，以發展個人的學術小王國，而不在意大學教育的嚴重問題。

早期的國民黨政府不要通識教育，因為良好和完整的高等教育會造成大批具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的公民，對執政者而言是一大麻煩。民進黨政府的領導層很不幸的多是舊國民黨工具性教育的產物，沒有足夠的視野與能力洞察通識教育的弊端。四年來的通識教育改革被視為可有可無，編列一些經費給那些麻煩製造者去玩一玩，成效如何從來不是民進黨領導階層心中的要務。民進黨官員思維方式太功利取向，高等教育對他們而言只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發展經濟」的工具。

2.5 學術發展政策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多模仿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不過大體而言只學到表面。一九九０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開放，以廉價人力資源與潛在市場吸引全世界的投資者，就如同過去歐美企業到台灣來做代工一樣，台灣的企業為提高競爭力以圖發展，大量將代工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台灣若要維持經濟發展，不能不尋求產業轉型，主要是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因此高科技產品之研發需求劇增。民間研發能量明顯不足，因此轉向大學尋求產品研發的研究資源。台灣的大學因此也面臨轉型，希望由過去可有可無，聊備一格的學術研究轉向能提供產業界研究研發能量之支持，提升台灣產業在市場上之競爭力，以維持國家經濟發展。

因應這樣的轉型壓力，政府的學術發展政策卻顯得短視、膚淺與凌亂，缺乏一致的核心原則。雖然短期內可能產生一些研發成果，但是長期而言，卻無法奠定大學學術研究發展的基礎。更嚴重的問題是大學變成「服務站」，以服務工商產業為主職，偏廢了大學的其他重要功能。

雖然在表象上台灣與歐美國家面臨的處境與回應的方式類似，但是細究之下有許多重大差異：

（一）台灣的大學與歐美大學一樣，在八０年代以前與產業界的關係不深，學術研究與市場關係不深。但是歐美大學在基礎科學研究、科技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基礎，而台灣在這些方面一直都乏善可陳。

（二）美國的產業界願意投資大筆研究經費給大學，以換取研究成果。台灣的產業界對學術界投資的意願一向不高。台灣的高等教育經費受到大學擴充、經濟不振、社會福利支出劇增的影響，大幅減少。美國大學可以從產業界的得到掖注，但是台灣大學恐仍得依賴政府資源。

（三）即使大學願意從事市場取向之研究，產業界進行大手筆投資的可能性也不高。高科技公司若要購買專利或研發產品，直接尋求歐美大學的合作恐怕更有效率。日本大公司與美國大學合作之實例不勝枚舉，即為前車之鑑。自創品牌受到行銷通路條件之限制，非常困難，並且耗費至鉅，這也影響到產業界巨額投資學術研究的意願。

（四）台灣的大學因為在基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普遍不佳，這對台灣的市場取向創新研究有不利的影響。創新常不能只靠專業訓練，而得靠其他基礎教育的涵養。五十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輕忽通識教育，大學生在人文與藝術方面的素養普遍低落。這不僅嚴重影響學生的生涯發展、生命品質與自我價值和意義，也影響到思維能力與方式、創造力與想像力。雖然資料顯示，台灣每年獲得的國際專利發明數量相當大，但多數技術層級極低，無突破性的創新。

民進黨執政四年的學術卓越政策亦承襲國民黨執政期的舊思維，重點在將大學學術研究導向滿足國家發展的需求，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最流行的重點領域是奈米技術、生物科技及光電科學。這個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然而政策制定者或學術界的推手們可能都不清楚他們所做的事情背後預設了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全球化無限制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與環境; 財富分配不均產生嚴重的社會正義問題; 國家權力被轉移到不民主的跨國企業組織。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與強化，並以排山倒海而來的方式，全面控制全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這個政策在歐美雖然行得通，但是台灣與歐美大學有上述的差異性，是否能成功頗令人質疑。即使能成功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將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否該激發我國學術卓越政策的規劃者深思呢？

台灣的大學教育有很長時間存在於威權體制下，人文社會科學長期被壓抑或為政治服務。以哲學為例子，目前全國163所公私立大學院校，設有哲學系所之學校有12所，不到十分之一。在歐美國家，所有大學都設有哲學系或學程，以提供全校學生選修哲學。三十多年前台大哲學系事件就是一個政治整肅事件。哲學為思想之學，容易挑動統治者的神經，因此大學校院能不設哲學系就不設。威權解體後仍未有所改善，因為檯面上的學術領導人物多是不健全教育的產物，缺乏深厚的人文素養，不能理解人文之重要。這麼多年來，掌握學界決策權的人物只能思考實用的問題，解決國家發展所需的科技或職業教育，而不能開展出全方位的思維能力，為國家規劃良善的高等教育。

全球化迫使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與歐美國家一樣，台灣的產業需要創新的研發，以維持市場佔有力與競爭力。美國的產業界選擇投資大學研究，促成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台灣的產業界大概不會鉅額投資學術研究，大學之財源主要仍將依賴政府。為協助產業應付危機，這一波的學術卓越改革走的其實也是學術資本主義。然而客觀條件之差異可能導致學術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失敗。如果學術資本主義的果實摘不到，卻又賠了大學的人文教育，將大學轉型成為提供不了服務的「服務站」，那麼，我們的高等教育就全盤輸光了。

2.6 社會福利改革

社會福利在民進黨接掌中央政權後，基本上不僅完全沒有任何改革，甚至因為經濟不景氣，阿扁喊出經濟優先，社福暫緩的政策宣示。社會福利制度在政治角力中，一直有著最為尷尬的角色。一面在選舉中因政黨競爭而不斷地被抬高價碼，一面在國家經濟發展策略辯論中扮演著阻礙競爭力提升的擋路石頭。這是所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結構性矛盾。

在工業化、民主化甚至國族化的現代過程中，社會福利措施成為不同統治集團重要的政治經濟手段和籌碼。工業化的勞資階級敵對或制度妥協，民主化的多數宰制或全民參與，國族化的集體安全、族群動員或個人自由的衝突，都是二十世紀中業福利國家體制建構的重要面向。經濟安全、制度信任與社會正義常常不能兼顧。失敗的理由除了忽略安全、信任與正義三者間的相互連動關係外，也輕忽了妥協和容忍尊重的制度性機制之重要性。做為工業福利後進國的台灣，我們不僅沒有能學習避開多數國家所曾遭遇的難題，甚至更強化了傳統惡性循環的超穩定狀態。這裡，我們連同剛萌芽僅有的啟蒙開放、妥協意願和(族群以外)多元資源，都當做選舉的多餘包袱拋開了。

為什麼我們反對國民黨黨國化資本主義，結果卻產生更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新黨國。原先由國家機器掌控的市場經濟，現在卻由市場邏輯來左右國家部門。當政府部門老想用全球化當最佳的自利藉口或代罪羔羊時，我們總可以發現過去自由化和民主化過程中的雙項缺憾。傳統成王敗寇的人民反抗力量，或許擁有社會力的美名，卻無助於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鞏固，有的只是不斷地激發各種抗拒和顛覆；缺乏公共力量與正義的正當信任，帶動的是沒有價值對錯的生存競爭和強人政治，從而合理化了階級盲目的資本主義社會新秩序。

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概念上就先行排除了資本權力和階級間生存衝突的重要問題，僅以私有化/非政府這類(殘餘式)概念，來對抗國民黨的黨國威權統治，卻忽略恣意擴張的資本權力，反過頭來對黨國進行徹底的資本階級化。放眼看去，一面是滿街開著賓士轎車的受益者飛馳過諸多求助無門的失業家庭，一面是忙著舉債和減稅來轉移公共負擔，跨黨派集結成形「減稅救台灣」共犯結構。我們只是從舊的宰制轉到新的宰制罷了。

歷史也闡示了濫用社會福利資源和分配手段，不但不能增進問題解決能力，反將惡化當前政治經濟的困境。不管是全民健保的二代改革、國民年金制度的開創、勞退制度的個人攜帶年金化，或是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對資產調查資格的調整，如果不能意識到安全、信任和公義的相互連動關係，無論多高比例的社會福利支出數字或老人、兒童及各種特種團體津貼，都不能當作改進證據。老是用經濟全球化當作福利暫緩的藉口，也只是凸顯出當政者無能轉化時代條件成為結構重整的動力。

2.7 環境與生態保育改革

陳總統提出綠色矽島的執政方向，這是在國土保育、資訊與經濟發展上，取得兼顧全球化及在地化的平衡理念，然而「全國拼經際」的大力宣導，卻顯然是不平衡的做法。在這四年的執政過程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號稱平衡其實不永續，如同走鋼索而滑落的不良效應。未來四年，不應只強調「全國拼經濟」，而要強調「台灣的永續」，要讓全國的老百姓，都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要提升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顧及子子孫孫的永續使用。

能源為開發之母。核四公投、核廢料處理與原住民的衝突，無一不是環境與經濟開發不平衡而浮出台面的問題；癥結所在，在於沒有全國共識的能源規劃與非核家園。從永續的角度來思考，台灣應推展低耗能的產業，選用對環境衝擊最小的能源；有了最明智的論辯之後，就應有效地推動。核廢料未能有效處理之前，不應讓弱勢原住民或無辜的山水來承擔核電之惡，更不應債留子孫。非核家園法案的推動，因為立法受挫而停頓，應積極化解繼續推展，正是扁政府團隊能力之再展現。諸法推動不利，不能只怪罪於立法諸公，以公投取得共識應是可行之方案。

引起全球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如CO₂的大量排放，對環境、政治、經濟都有所衝擊，CO₂的減量不應只從生產面著手，也應由需求面減量。在生活態度上，應推動減少物質的需求、牽絆，而仍然提升國民生活的品質跟福祉。政府應為表率，不奢侈、不浮誇，並增加文化、美學、服務等心靈的喜悅。

就土地的保育來講，朝野環保人士點點滴滴的努力，成就了野溪的整治到生態工程的大舉纛旗，國土保育渾然有望，卻在蘇花快速道路的開發上完全破了功。在河川保育上要做到五力整合：政府的公權力、民代機關的監督力、民眾關懷的行動力、學者專家的知識力與媒體的傳播力。

就海洋事務來講，陳總統一再宣稱自己是海洋之子，台灣四面環海，沒有不發展海洋的，但是直到最近才略有進展。然而海洋保護仍然不足，海納河川污染，填埋、築堤、建港無一不衝擊著海域的生態、生物多樣性。

就物種的保護來講，黑面琵鷺、水雉顯有成效，可是八色鳥保護區的推動卻畏首畏尾。物種保護首重棲地的維護，台灣各類溼地嚴重退化，生產力下降，以致候鳥遷移鏈恐有中斷之虞。台灣環境維護不當，將因此成為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幫兇，在國際上，台灣有承載不起的重，不可不多加努力。

台灣的資源非常有限，尤其是一些非再生性的資源，更應強調它的持續使用。如何再循環、利用，這一方面的科技，雖然產值不高，卻是國家要永續、國土不再破壞的有效策略。環保科技的研發、推展更需要政府由上而下來執行；另外水、電等資源已耗竭嚴重，更應該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來處理。焚化爐、垃圾掩埋等開倒車；廚餘回收雖有所成長，但是限用塑膠袋政策卻是失敗，是應該推而不敢推的。

重視環保的民間組織，應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對抗者。總統大選期間，兩位候選人對國內數十個環保團體所共同提出攸關台灣生態環境與人民永續生存發展的「國家環境政策」要求，已有共識的部分就應積極推展，包括在調整政府組織及行政區域方面有環境資源部、永續發展委員會、能源署、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之設置；在推動環境法案立法方面有環境權入憲、資訊公開法、溫室效應防制法、徵收環境稅與保育捐款、禁伐天然林等；在落實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方面有綠色經濟、綠色生活、節約能源、水資源分散多元的利用與處理、垃圾資源化、提昇生活機能、交通運輸生態化、海陸生態保育、國土保安與國際環保等。而對於僅有陳總統同意的，如非核政策、電業法及公民投票法，需政府應積極溝通、協調，尋求共識。

百姓要安居樂業，就要從以人為重的人本，拓展到以眾生命平等的生命為本的四生，「生命、生活、生產、生態」。生態旅遊、生態工法都是人與大自然合作之心態重塑。即要積極推動落實生態社區的理念，以因應全球化的衝擊。生態社區根於社會面、生態面及精神面三軸的互動，即以社區營造的方法建構居民的自主公民意識，做好環境保護的工作，而得以發展營生非營利的地方產業。

就教育人文方面，台灣永續主要繫於大地之健康，應鼓勵國民多多接觸自然，才得以培養出懂得享有自然之美，而生出愛惜、保護大地的作為。環境教育應是全民、全方位地實施。尤其是國之大老、決策立法諸公，更應走訪大地河川，有多破碎、有多美好，才得以平衡開發與保育。

展望未來，最重要的是依法辦事，環境基本法明訂「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但對各級政府未依此法而做並沒有約束力，唯有請監察委員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多加監督，並由選民用選票慎選政府。

2.8 檢討陳水扁總統的領導風格

陳水扁就任總統以來，由於朝小野大，連宋自始就不肯服輸，國親四年多來全力阻擾執政。國家發展因此受到嚴重影響，身為國家領導人，做為執政當局，陳水扁及執政團隊，也必然得擔負很重大的責任。質言之，陳水扁總統的政治性格而論，就有一些被認定的特性使得國家政治僵局難以打開。國內的反對黨乃至中國政府都認定阿扁反覆無誠信，作為十分強勢，甚至被指為獨裁。這些認定和指責有很大一部分是錯誤的，是指責者本身政治性格的投射。然而，這些認定確實也造成嚴重的不信任的後果。到阿扁競選連任乃至到連任成功，這種不信任到達了極點，也就造成當前的嚴重危機。仔細深入推究起來，陳水扁總統並不是像國親乃至中共所指稱地那麼反覆那麼獨裁，但是確有決策和政治言語不一致以及作風強勢的特性。國內外的反對者極為強烈地懷疑陳總統的政治性格，即使是認定有誤，但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極為不利，阿扁總統必須要徹底檢討改進。

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時期表現優異，在澄社1991至1993年國會記者評鑑中都拿到第一名，在台北市長任內表現也普遍獲得市民肯定，但是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利，其中原因之一是被對手一直批評鴨霸。擔任總統之後，雖然實際上是少數執政，但在態勢上常常不願示弱，特別是在言詞上，不時出現措詞強硬的狀況，直到這次大選之後在言語上還是有諸如「閉嘴」的強硬措辭。陳水扁任總統不久，民進黨全黨就擁立其為黨主席，遂行以黨領政的決策模式。實際上卻是擴大的總統的職權，造成許多重大決策多是阿扁個人的主張。於是重大人事決策愈來愈是由陳總統陳主席主導決定。這當然也是我國當前中央體制究竟是總統制，抑或是雙首長制，乃至精神上是內閣制迄今仍混淆不清有關。四年來，陳水扁及民進黨大體上在總統實際職權部分就主要是向總統制傾斜，也就造成陳水扁強勢領導的形象。陳水扁的政治個性是不是真的有不合理的強勢霸道的成分，以致長期引發反對者不必要的反彈而影響有效執政，或是阿扁這種強勢的政治性格究竟是不是造成民進黨中央執政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值得深入探究乃至追究。

最近四年來反對陣營認定陳水扁反覆善變，不僅國內如此，連北京政府都有十分類似的認定。在五二○總統就職演說之後，中國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張銘清在24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台辦、國台辦授權發表的“517聲明”中，已經明確地爲陳水扁過去4年的表現下了個結論，即八個字：自食其言，毫無誠信。在日前新華網的一則評論中指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陳水扁的反覆無常性格的確是世所罕見。他上臺以來的言行早已證明，不守信用、言談反覆、自己否定自己、說一套做一套等表現是陳水扁最突出的特點」。而新黨主席郁慕明在其網站上說「陳水扁反覆不定、善變性格和『說一套，做一套』的施政風格．．」

郁慕明和中共方面指稱陳水扁個性反覆的措辭如此高度一致，只是一個例子而已，其實泛藍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也都如此，於是泛藍和中共領導階層對陳水扁所謂反覆善變的認定有著非常高度的共識。這是陳水扁及民進黨政府長期受到阻擾難以有效執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沒有充分證據確認陳水扁是反覆善變的。至少在兩岸政策上，中國領導階層在堅持一中及統一，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上，自不能了解陳水扁總統自2000年就任以來一直釋放兩岸和解的善意。中共絕對不能接受台灣國家主體性微妙存在的事實，也就不能理解陳水扁言行的一致性。中共當局由於兩岸認知上的差距而感到陳水扁關於兩岸關係的言行反覆無常，就中共政權的本質而論，並不令人意外。倒是泛藍政治領袖在指責阿扁反覆善變時，到底指的是什麼。可能有一部分還是就兩岸關係而言的，這個部分主要是部分泛藍領導者「統」的心結太強，不覺就和北京站在同樣的立場，也就有相類似的感覺了。

陳水扁自就任總統就一直得不到反對黨領袖的認同，連宋在上次總統就職大典上就缺席，後來更百般阻擾執政。在2000年10月27日上午陳水扁和連戰會面，幾乎同時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連戰深覺受騙。在扁連會之前連戰也一再公開表示續建核四，不建核五，核一核二核三逐步停止運轉。在過去四年當中扁連唯一的正式會談，結果卻造成嚴重的衝突，甚至還發生國民黨發動罷免總統的鬧劇，陳水扁的誠信就受到很大的傷害。

在民進黨執政四年當中，確實也有幾個重大決策，因陳水扁的政治操作而突然改變。農漁會金融改革，因李登輝出面批判，農漁會發動抗爭聲勢不小，陳水扁親自緊急喊停。在公民投票法制定上，在2003年春，民進黨還反對，到了六月陳水扁突然推動公投法，立法院在國親主導下訂定了一部不可能舉辦公投的公投法，陳水扁又突然依公投法十七條提出公投案。這些政策的改變都來自陳水扁個人，也多有濃重的選舉考量，就結果而論，也對選情產生有利的作用。然而，有效而正當的施政應該比選舉政治考量更重要。就此而論，陳水扁的政治個性有因選舉考量而生成的機靈因變特性。政治競爭對手常因此難以因應，因而認定阿扁反覆善變。

國內反對黨領袖認定陳水扁反覆善變，使得總統的誠信得不到肯定，釀成嚴重的信任危機；北京政府也認定陳水扁毫無誠信，使得緊張的兩岸關係難以化解。面對這樣惡劣的局面，陳水扁總統和民進黨執政當局必須要尋求有效的策略加以紓解，以維護國家社會的安定與進步。在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陳水扁總統及整個執政團隊也必須以國家社會發展整體需求為重，不應一味以選舉作為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考量重點。

3. 結語

如此看來，民進黨執政四年，改革成績十分有限。然而，在陳水扁競選連任時，又特別標榜改革，更以「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為競選口號。這個口號在有識者耳中聽來格外刺耳。相對於泛藍反改革，民進黨的「相信改革、堅持台灣」居然也贏得不少選票。民進黨得勝之餘，應該確實檢討，並認識到「堅持台灣」雖然得到不少票，但相信民進黨「堅持改革」者恐愈來愈少。

泛藍在四年間痛失兩百多萬選票，大約也和反改革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而非只是不「堅持台灣」。泛藍若想拿回政權，除「堅持台灣」之外，若不能扮演好反對黨的角色，只好眼睜睜看著民進黨「長期執政」。過去四年，國親常常只是杯葛而未能盡監督之責。某些泛藍立委常給人伶牙利齒、耍嘴皮，扭曲為直的感覺，而未能就重要議題提出誠懇的論述與主張。國親每以意識型態（台獨）治國來批評執政黨，而忽略了這個批評本身也是基於另一個意識型態（統一）。三二Ｏ大選之後，國親只想再奪回政權，傾全力打選舉官司與追究「319槍擊案真相」，未能認真問政。更糟的是，國親給人阻擾改革的印象，甚至阻擾國民黨執政時擬定的改革政策。我們期待國親好好盡到忠誠反對黨的責任，監督政府。

日前新內閣在宜蘭舉行座談會，在會中，行政院研考會新主委葉俊榮提出信賴、效率與參與三大價值觀和優質國會、效能政府、陽光政治、ｅ等公民、人權立國、憲政改革等六大政治改革理念。在「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的前提下是正確的，但是堅持改革不能只是口號，三大價值和六大理念也不應該是美麗而不能實踐的諾言。台灣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改革，不斷的真正改革。

陳總統與游院長不只一次強調要建設台灣為人文大國。我們希望民進黨政府提出具體政策，落實人文立國的理想。不要重蹈過去發現「科技立國」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就趕快強調「人文科技立國」，以為加上「人文」兩個字就解決問題了。不久以前大家認為人文與科技應該對話，於是國科會與媒體就找來科技名人與某某法師雞同鴨講一番，整個社會似乎就覺得很舒服，問題拋一邊去了。人文立國的理念有賴具體的政策來實現，不要只把語言當安慰劑，後現代主義一番，又回頭沈溺在權與錢的遊戲之中。

在五月三十一日陳總統對外資代表強調，將來一定更加速改革，開放的速度將出大家意料之外。在那樣的場合，對那樣的對象做出這樣的承諾，似乎比較是指在經濟金融方面的改革。同時總統又特別強調以中道來進行憲政改革，主要也在於穩定政局以爭取外資的支持。這樣的政治承諾雖值得肯定，但就整體社會政治改革而言，還需要有後續完整的規劃。尤其如果陳總統瞭解到經濟活動只是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部份，經濟政策如何與其他政策一致而不相矛盾或衝突，則有待執政當局廣納社會各界及各階層的意見，運用相當智慧提出完整的治國藍圖。舉例來說，經濟與金融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如何協調？如何合乎社會正義？經濟與功利掛帥的思考模式與政策如何與教育政策不衝突？主流社會赤裸裸地歌頌拜金與拜權價值觀，如何可能建設人文大國？陳總統極度禮遇企業界大老闆與掌握權力者，在社會中佔多數的「無力者」眼中，情何以堪？在此情況下說要發展多元價值與重視人文，簡直是在調戲「無力者」。民進黨因推動民主運動而執政，不要忘了民主的基本信念是「公民主權」而非「金權主權」。

最後，澄社要提出以下七點呼籲:

一、憲政改革方面：

面臨如此巨大的修憲工程，宜採取兩階段修憲的方式。第一階段先進行國會改造，降低選舉成本、提高立委素質。國會改革包括選舉制度與立委席次減少及其他配套措施。第一階段必須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及國民大會代表職權行使法。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讓全國性的公意能逐漸凝聚，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總統提出的憲政改造委員會是必要的，但應於全國各地舉辦憲政改造會議。

二、兩岸經貿方面:

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並加速經濟自由化，適度引進外勞，與本國勞工形成垂直分工，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台灣唯有不斷地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在經濟方面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建立台商投資陽光法案，強化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並制定「敵對國家管理條例」及「科技保護法」。

三、媒體改革方面：

制定政黨法、修訂立法委員行為法與選罷法、強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強制信託等，廓清政媒關係，還台灣社會一個超然、清新的媒體監督空間。公共化為去除政治操控、伸展中道力量及創造本土節目優良製播環境的最佳方案。播送技術數位化並不能取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制度需求，公共化反而能提供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成功所需的制度基礎。公共廣播電視媒體的製播能應大幅擴充，強調多元包容、尊重少數等價值，維護內部新聞自主、強化專業自律等，引導商業媒體從事良性競爭，有效化解媒體亂源。此外，資訊社會願景的規劃和具體措施的落實，均應以公平和自由兩者的維護做為核心價值，方能為資訊社會的發展建立堅實的基礎。

四、教育改革方面:

原先廢除大學聯考的主要用意在去除考試決定教育方式與內涵之病。然而聯考廢除之後，考試決定教育方式與內涵之病卻變本加厲。解決之道要看教育部有無週延的規劃，實施十二年國教與高中學區化。高中教學應該完全不分流，延後分流是不徹底的改革，一定會失敗。目前通過之暫行綱要延續高二、三分流舊制是倒退與畏懼改革的做法。科技學界要放棄本位主義與傲慢，讓教育回歸其本質，不要誇大學生數理能力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要考慮學術界的「知識─權力」關係可能「建制化」，能夠決定大學評鑑之指標、項目、人選、效果的少數精英，將進一步獲得資源分配的主導權。問題是：誰來評斷這些精英是否適任？他們的權威由誰來檢驗？台灣的學術界規模不大，每個學門能否找到足夠的大學評鑑人才，實屬不易，其來源是否多元，更是關鍵性的問題。

評鑑的標準如果過於簡化，很可能扭曲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及創造性，使得學術界新進成員以追逐量化的論文數量為重，反而忽視了學術的多元和品質。了解到台灣學術界的生態具有那些特徵，而大學評鑑又會如何「擾動」了原來的平衡，形成新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以更寬廣的格局設計大學評鑑制度，避免評鑑成為學術「一言堂」的幫凶。

新十大建設中，政府打算以五年500億來打造所謂一流大學。行政院的目標是五年內至少15個系所或中心排名亞洲第一名，十年內至少1所大學排名世界前100名。有識者都知道，這個目標不僅不可能達到，即使做到了有何意義？真能提升高等教育？真能「厚實臺灣的研究基礎」？

行政院應放棄不切實際的目標，把500億經費投資在教學設備(含建築)、圖書館軟硬體、校園環境（含更新老舊房舍）、學生宿舍與餐廳、行政與支援系統之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師資培育與教育部宏觀調控所需之經費（例如建設數所國立大學為通識教育的區域性支援中心）。台灣學術研究環境不佳的主要因素在學術權力結構的腐化與學術社群的部落化。如果不加以解構，再好的人才與再多的錢只會被用來服務個人野心而非高等教育整體。

五、學術發展政策方面:

學術研究發展長期掌控在科技學者手裡，重要職位（含大學校長）多由理工出身者擔任。人文與社會科學長期被壓抑可由下列事證略知一二。國科會三個副主委無一人文背景者，人文處歸理工出身的副主委掌管。五個研究發展處中有四個屬理工。再看中央研究院，哲學未能獨立設所而分散於文哲所、社科所與歐美所。然而物理學門卻設有三個所：物理所、原分所、天文所。這在在顯示學術界重理工輕人文之事實。政府若真的重視「人文新台灣（游院長語）」，何不將人文處由國科會移出來，推動成立「國家人文基金會」，從中央研究院移出人文與社會科學，成立「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院」？何不責成教育部支持各國立大學設立完善的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失衡已重創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我們期望政府不要把「人文新台灣」當做政客的語言自慰劑。

六、社會福利方面：

反對國民黨黨國化資本主義，結果卻產生更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新黨國。原先的弊病是國家機器所掌控資本主義市場，現在卻發展成由市場邏輯來左右國家部門。這樣的新發展註定不利社會福利政策。搞來搞去都是社會中之「有力者」獲利，掌握權力者與企業主、財閥等壟斷一切資源。政府是實踐社會正義唯一的力量，倘若政府在面對社會正義的問題時都棄守其公義之立場，我們的社會遲早會成為腐敗之國。老是用經濟全球化當作福利暫緩的藉口，也只是凸顯出當政者無能轉化時代條件成為結構重整的動力。

七、生態環保方面：

「全國拼經濟」的大力宣導，顯然是不平衡的做法。在這四年的執政過程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號稱平衡其實不永續，如同走鋼索而滑落的不良效應。未來四年，不應只強調「全國拼經濟」，而要強調「台灣的永續」，七二水災是為殷鑑。

聯合執筆（依姓氏筆劃）:

王業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塗發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石世豪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

林鶴玲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林繼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洪裕宏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徐永明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章波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張世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劉靜怡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盧世祥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04年7月11日

20040529 人的實踐與歷史發展的交會點---勞陣二十年史（勞陣秘書處2004)

2005-01-01T04:08:00.001+08:00

【編輯室報告】

二十年前的五月一日，一群關心台灣勞工權益的人，聚集在義光教會，籌組
台灣的第一個勞工運動團體，二十年後，這群人為台灣的工運與勞動政策留
下許多歷史的軌跡。台灣勞工陣線的歷史其實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縮影
，許多人的心血投入，讓勞工陣線發光、發熱，證明人是可以開創歷史，人
可以改造社會。

-------------------------【主題文章】--------------------------

標題＼人的實踐與歷史發展的交會點---勞陣二十年史

作者＼台灣勞工陣線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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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五月一日，一群黨外運動的積極份子，聚集在義光教會，成立了
台灣戰後第一個工運社團「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同一年，起因於美國
工會與貿易方面的政治壓力，「勞動基準法」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推動下
，通過實施。這兩件事情，對台灣的勞工運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白
色恐怖時代之後，左派勞工組織銷聲匿跡，噤聲的勞動階級，付出極大的
血汗代價，開創了所謂的「經濟奇蹟」，這些奇蹟背後的代價，不曾被補
償。可以估計的傷害，包括了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職業災害比率、最長的工
作時間、稅收中超高的薪資所得稅比例等等，難以估計的歧視，包括了對
勞工階級、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機會與文化生活上的剝奪、對女性與原住民
勞動者的歧視等等。

二十年後，當我們重返當時成立「勞支會」的歷史現場，回顧1984年的這
一天，確實是改變台灣勞工歷史的時刻，此後，台灣的政治改革在驚濤駭
浪中度過，自主工會也在政府與資方的打壓下，爭取到一點生存的空間。
民主是帶來了一些進步，然而，工運的成果，仍然遠遠落後於當年的許諾
。追求一個平等與人道的台灣社會，勞陣的三大目標：「政治民主、社會
民主、經濟民主」仍然是個值得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

今天，我們舉辦台灣勞工陣線「站鬥陣、戰同線」的紀念活動，希望找回
昔日同在義光教會、在工廠裡、街頭上的，甚至如今已經在廟堂之上的戰
友們，重溫當年的革命情懷，並以「毋忘初衷」四字，彼此共勉。

★在政治結構下改變歷史的人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
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
來的條件下創造。」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分析法國第二
共和的勞工運動，馬克思這樣說，台灣的工運又何嘗不然？

回顧台灣勞工陣線的發展史，與台灣的民主轉型、產業結構的改變、社會
運動的路線與策略，以及領導幹部的風格，都密不可分，最有趣的是，這
每一個時期的路線、發展與轉型，正是在勞工運動外在環境，與幹部們的
策略判斷之間，彼此互動之下，所形成的。如今，我們或許能夠以更具分
析性的角度，來回顧與台灣勞工陣線共度的這一段生命經歷。

對於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前秘書長郭國文的論文「民主化時期的國家與
工運」（2003）曾經以他的親身經歷與理論上的分析，做過分期，這個分
期與台灣勞工陣線的發展，相當一致。我們或許可以暫時用「勞支會萌芽
時期」、「勞陣政治化時期」、「工會制度化時期」與「後民主化轉型期
」四個時代，來分析工運情勢與勞陣角色的改變。

★勞支會萌芽時期

在《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一書裡，英國史學家E‧P‧湯普森用「培育自
由之樹」一詞，來比喻潘恩等知識份子的民主人權思想，對英國勞工組織
與勞工運動的啟蒙。台灣黨外運動的自由與民主理念，也在勞工運動的形
成上，起著培育幼苗的作用，事實上，當年多數參與勞支會活動的工會幹
部，都是黨外雜誌的忠實讀者，對於壓制民主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十分不
滿。

1984年到1987年間，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時代，黨外運動與勞工運動的
組織工作者大幅重疊，包括當時曾任義務律師的陳水扁總統，曾擔任當時
執委會主席的邱義仁、投入勞資爭議更深的郭吉仁律師與唐雲騰，日後主
導勞陣發展的簡錫皆，此外還有袁嬿嬿、夏潮的汪立峽與蘇慶黎等。在威
權體制鬆動之下，他們首先開始從事個案服務，而這些個案，不少都與「
勞動基準法」的通過有關。

隨著戒嚴與黨禁的解除，以及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逝世，政治自由化與國民
黨內的派系鬥爭，牽動了整個台灣市民社會的發展。這個政治局勢的變化
，引發了原本潛伏在勞支會成員之中的兩個路線爭辯，一則是國家認同之
爭，一則是鬥爭策略之爭，前者展現在夏潮成員逐步淡出勞支會、以及工
黨與勞動黨的成立與分裂過程中，後者則醞釀出新潮流系「雞兔同籠」的
批康風波。

1988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改名為「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並且積極
介入「自主工聯」的組織，當時自主工聯的主席為發起戰後第一次桃客罷
工事件的曾茂興，工作人員則是李文忠，台大大學之愛的第一代學運份子
，賴勁麟、周威佑與李建昌也紛紛投入，一方面反映了解嚴後「年終獎金
」罷工潮對國民黨政府與資方的衝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潮流當時對群
眾組織與街頭抗爭的積極介入，進一步牽動了工運界的統獨爭論，勞支會
似乎成為認同台獨傾向工會幹部的大本營，統派則集中到勞動黨與勞權會
，不過，這個區分是不明確的，經常造成誤導，事實上，工會幹部認同協
助他們的組織工作者，優先於對組織工作者的國家認同的意見。

在工運抗爭的社會層次上，則是由個案司法鬥爭，走向廠場範圍的抗爭，
組織的策略是發展自主工會，並且發動罷工，這一波工潮其實多數只是在
解嚴後的「順法抗爭」，工人依據勞基法爭取相關權益，但是在軍事強人
郝柏村上台，打擊社會運動的過程中，特別是牽動全國石化業的遠化罷工
事件的血腥衝突裡，只能黯然落幕。此時，國民黨已經與資方站到了同一
邊。

★勞陣政治化時期

1990年的三月學運、一百行動聯盟的衝擊，與1991年底的國會全面改選，
成為台灣由「自由化」轉向「民主化」的轉捩點，加上工運幹部由遠化罷
工的失敗、以及大同、台塑等大資本家鐵腕打壓自主工會的過程中，認識
到勞動法令的侷限，運動策略進一步的政治化，從「順法抗爭」走向了「
修法抗爭」。抗議的對象，也由資方轉向國家機器，從「勞資鬥爭」變成
「勞政鬥爭」。

就政黨政治與工運派系的發展來說，民主化的開展使得民進黨走向「選舉
總路線」，李文忠、賴勁麟、周威佑紛紛在地方參選，台灣石油工會一分
會的黃清賢也擔任不分區國大代表，新潮流從直接參與社運的路線上退縮
。另一方面，鄭村棋打著「不統不獨」的旗號，帶領子弟兵成立「工人立
法行動委員會」，結合勞動黨與勞陣以及學運社團，發動了1992年的工學
聯合三法一案大遊行，隨後，勞陣的工會幹部對於此一委員會的權力結構
，未能反映基層工會的組織實力，而感到不滿，隨即退出。

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在1992年更名為台灣勞工陣線，由當時工會界實力派
黃清賢擔任主席，簡錫皆擔任秘書長。從工作者的魅力來看，這個時期的
勞陣，說是簡錫皆的時代，或許並不過份，王淑芬與簡錫皆整個家庭的奉
獻，是難以估計的。劉進興教授、劉格正先生則在引進產業民主與社會民
主的思潮上，貢獻相當的心力。在簡錫皆的主導之下，勞陣的人事進一步
改組，包括了三月學運以來，主導非台大學運派系的「全學聯」成員，中
興法商青年社的丁勇言、韓仕賢與邱花妹等，也包括了具有民進黨背景的
學運份子，如早年即投身工運的林明賢、來自台南曾為蘇煥智助選的郭國
文、自美返國的海洋物理博士廖年村，以及負責台中地區工會組織的黃曉
玲。勞陣的機關刊物「勞動者」雜誌，則由「獨台會案」的廖偉程擔任主
編，並由台大勞工社的學生負責執行編輯。

在簡錫皆領導下，台灣勞工陣線展現出相當的自主性與多元化的活力，發
動了「一一０一怠工」、「四三０反金權怒火大遊行」等一系列針對全民
健保政策的抗爭，成功地將健保的勞工分攤比，由五成壓到兩成。此外，
修改勞動三法、協助組織銀行工會擴大勞基法適用範圍等等，都成為爭議
的主題，但是最驚人的組織發展，來自國民黨推動民營化政策的影響。簡
錫皆對於台灣工會組織化的趨勢，做出十分正確的判斷，適時介入了國公
營事業工會的自主運動。台灣勞工運動的範圍，也在勞陣主導下，由廠場
走向全國性的勞工法令與經濟政策。

然而，這並不代表廠場勞資爭議消失了，事實上，雖然勞工行政機構逐漸
趨向守法與依法保護勞工的立場，新的廠場工會組織仍然受到資方打壓，
引進外勞、惡性關廠與資本外移的衝擊，在整個九０年代，成為民營製造
業工會的惡夢。勞陣當時介入的重大勞資爭議，包括嘉隆女工抗爭、台陽
煤礦抗爭、勤翔紡織抗爭等等，台南、高雄與台中、台北等各地方分部，
一年到頭均有大規模的勞資爭議，勞陣要求停止引進外勞，但國民黨的政
策已經與利潤肥厚的仲介業掛勾，而無論是西進政策或南向政策，資本外
移都導致嚴重的中壯年失業潮。

1995年底，第二屆立委改選的民進黨黨內提名作業，再次牽動了勞陣的內
部派系問題。簡錫皆與劉進興獲新潮流系提名不分區立委，並且進入安全
名單內，前一屆擔任不分區的方來進未獲提名，轉向福利國連線，而此一
決策過程遭到丁勇言等工作人員的質疑，並出版「紅燈左轉」手冊抨擊簡
錫皆、劉進興等領導人，「紅燈左轉」隨即退出台灣勞工陣線的運作。

★工會制度化時期

簡錫皆、劉進興進入國會，推動各項勞工法案，特別是勞基法擴大適用與
八十四工時的成就，有目共睹，勞陣工會幹部多能認同，並且得到國會記
者多次評選為表現最佳的立法委員，但他們也在就任之後，選擇淡出勞陣
的決策核心，為勞陣主導工運組織與政治議題的時期，劃下了句點。但是
，勞陣的組織困境並非來自領導人，更多是來自政治與工會結構的變遷。

1994年，台北縣產業總工會在林子文、劉庸、侯晴耀等幹部的奔走，與尤
清縣長、郭吉仁局長的默許下，突破法令限制而成立，這個重大的實驗，
為產業工會組織化帶來新的策略，隨後，陳水扁市長任內，同樣是郭吉仁
局長的默許下，台北市各工會也展開產業總工會的組織。1997年，各地產
業總工會紛紛設立，與仍為國民黨主導的總工會系統相抗衡。

另一方面，電信自主工會在1996年的工會選舉中取得政權，昱年勞方連線
入主台灣石油工會總會，國公營事業工會為了抵抗民營化政策而展開串連
。最後，銀行員工會在勞基法擴大適用之後，進一步組織化並相互串連，
開始形成全國性的聯合會。這些大工會的實力，在1998年五月一日，由中
華電信工會與張緒中理事長主導的「新社會之夢」大遊行中，充分展現出
來。在地方產總、公營事業工會與產業別工會聯合的趨勢下，勞陣一方面
參與協助新產業工會的組織化與制度化，另一方面，這種作法卻在不斷侵
蝕勞陣地方分部的組織與資源。

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在勞陣內爭未熄之際接任主席，廖年村博士在簡
錫皆之後接任秘書長，並且參與了各工會團體合作的反金權遊行與顧飯碗
遊行。1996年底，郭國文與黃曉玲繼任正、副秘書長，1999年台電工會劉
渤擔任勞陣主席，在這幾年，勞陣所面對的正是一個逐步成熟的產業工會
體系，與一個可能逐步萎縮的組織基礎。

在財務方面，雖有簡錫皆、劉進興兩位立委、以及與勞陣淵源較深的少數
公職人員的經費支持，勞陣過去來自黨外與民進黨的「政治募捐」比例快
速下降，來自工會的募捐與文宣品收入則相對可觀，儘管其他有敵意的工
會派系仍然不時質疑，事實上，勞陣與民進黨或新潮流系的關係，已經十
分淡薄。

台灣勞工陣線的幹部此時作了決斷，迅速撤除地方分部，轉向工會的政策
研發組織，並且出版了「新國有政策：民營化政策總批判」、「台灣勞工
的主張：2000年台灣勞工政策白皮書」、「打拼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
」以及「勞工搖籃曲」CD，這些政策與勞動文化出版品，延續了勞陣的經
費來源，也左右了幾次大選中的勞工政策爭論，然而，勞陣在地方工會方
面的社會關係，卻迅速被產業總工會所取代。各縣市產業總工會的發展趨
勢，不僅衝擊勞陣，也對其他工運組織形成極大的壓力。過去批評勞陣的
政治化路線最為激烈的「紅燈左轉」與「工委會」領導人，紛紛進入政治
體制，尋求資源以確保組織的延續。1998年的縣市長選舉後，鄭村棋投入
馬英九市長的小內閣，方來進則擔任高雄市勞工局局長，在地方勞工行政
方面，亦有建樹。

為了拓展白領工會的組織，勞陣協助成立台北市上班族協會，楊茹憶與黃
雅嫻曾分別擔任總幹事，並編寫過「上班族正當防衛」一書。

★後民主化轉型期

2000年三月政黨輪替，勞委會由曾為勞陣評委的陳菊女士擔任主委，是年
五月一日，全國產業總工會在阿扁總統的承諾下成立，由前勞陣主席，台
灣石油工會黃清賢擔任首屆理事長，這個政策，突破了工會法的法令框架
，國民黨的總工會系統隨即分裂成七個總工會。台灣的工會體系，逐漸走
向制度化、多元化與自由結盟的階段，對於此一趨勢，工運界的評價並不
一致，但可以確定的是，雖然全產總包括了多數具有戰鬥力的自主工會，
勞工陣線出身的工會幹部也取得主要的領導位置，事實上，全產總不僅吸
納了勞陣優秀的工作者，包括郭國文與黃曉玲分別先後擔任全產總的正、
副秘書長，同時取代了勞陣的工會組織地位。

另一方面，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並不完全，加上政策與意識型態左右搖擺，
導致與自主工會以及勞工團體之間信任關係的動搖，更令勞陣出身的工會
幹部陷入尷尬的困境。在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衝擊下，社會民主與福利國
家的政策方向，往往被行政院的財經幕僚單位推翻，社會福利團體主張的
社會保險，也讓位給自由派經濟學者偏愛的個人帳戶體制，甚至讓劉俠女
士與黃清賢理事長這兩位國策顧問，一度揚言辭職。即便在經發會中極力
維護勞工權益，勞陣出身的三位重要幹部黃清賢、白正憲與黃水泉理事長
，仍然遭到外界嚴厲的質疑。

除了工會組織網絡被替代、社會民主的主張無法落實之外，勞陣的經濟來
源亦陷入困境，張烽益秘書長與工作人員因而總辭。後來勞陣仍然繼續有
傑出文宣作品，如夏傳位編寫「銀行員的異想世界」一書，而在孫友聯副
秘書長的努力奔走下，才能夠勉力支持到這第二十週年。直言無諱，民進
黨的執政與全產總的發展，反而壓縮了勞陣的生存空間。

勞陣各時期的工作人員以及執委會幹部，均十分優秀且負責，名單另刊於
大事紀中，本文無法一一提及並介紹其功績，甚感歉意。至於我們對現狀
的分析，並不是對於任何組織工作者或團體的責難，倒不如說，這四年來
的困境與經驗，對勞陣的從政同志與工會幹部們來講，有些值得反省之處
，適當的檢討，可以讓未來四年的勞工政策，更具開創性。我們願意在此
與各位分享並討論下列幾點：

首先，在陳菊主委努力下，保障個體的勞動法令，如兩性工作平等法與職
災勞工保護法等等，是有進步，但最為關鍵的集體勞動法：勞動三法卻未
能在阿扁總統第一屆任期中通過，對產業工會的組織發展不利，間接影響
了勞陣的成長空間。

其次，作為福利國家基礎的勞工退休金與國民年金制度，勞陣長期主張社
會保險，這也是過去各位從政同志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訴求，卻在執政後
被自由派財經幕僚所推翻，或多或少打擊了勞陣工會幹部的信譽。

最後，在行政資源分配上，勞陣仍然處於弱勢，執政黨對於威權時期舊有
的工會體系，似乎採取緩慢壓縮與拔樁收編的兩手策略。我們不否認原有
的工會組織有其功能，但是勞陣從事進步的政策研究，同樣需要人力與經
費的投資。

「戰爭只是政治的延伸」，清華大學吳介民教授，曾經用「克勞塞維茲的
魔咒」來比喻社運團體在民主化之後的困境，意思是說，社運團體似乎只
是執政黨的政治工具與延伸，一旦達成政治目的，就會因為資源不足而萎
縮。我們是否能夠破除這個魔咒呢？

走過二十年，台灣勞工陣線不僅是最長壽的工運團體，事實上也是台灣最
有歷史的社運組織之一，我們願意相信，勞陣的困境是一個工會結構改變
下的時代難題，但勞陣的政策路線，僅有「政治民主」部分達成目標，社
會民主與經濟民主卻看似遙遠，因此，我們的路線一天未見實現，勞陣的
精神與意義就仍然長在。希望我們全體同志毋忘初衷，為台灣勞工的權益
，繼續努力！

20031004 對台社「民主左派」論述的一個回應（傅大為2003）

2005-01-01T04:08:00.000+08:00

[轉載自台社論壇]對台社「民主左派」論述的一個回應 by 傅大為

閱讀後，容易想起幾個令我驚訝的論點。

一，對日治殖民時代影響到戰後台灣歷史發展檢討的闕如。台灣人從日治的殖民經驗、到後殖民時代對中國政黨的失望、燃起對新興民族國家 nationalism 的夢想，中間雖然經過國民黨時代類似殖民經驗的壓抑，解嚴後夢想的重現，這整個的軌跡，此文似乎對之沒有足夠的重視。輕易地把解嚴後國族主義的發展，看成是五六零年代古典威權國族主義的再現、說是同一個模式，這是不公平的，我覺得大部分也是錯的。所以，這是省籍路線民主化的深層歷史原因，而且情況並沒有如此糟。就如對中國人民一樣，我們需要與之有真正的開放對話、準備有互相學習的態度、對於差異的尊重與包容。文中說「本省人」的受害者意識，「需要被理解」，但是大概理解的還不夠深入與長遠？

二，對解嚴後這十幾二十年的台灣社會發展，給予相當低的評價。「在這個島上，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過具有公共精神與實質民主政治在此昂揚過。」雖然勉強給了兩年的「黃金例外」，這個說法，令人感到洩氣。多少社運與知識界的努力、甚至民主左派、「台社」過去的 radical 「基進」奮鬥，究竟作了甚麼？這似乎是個過度高姿態的批判、過度宿命的悲觀論調？為甚麼要賦予「民主」如此高的標準？給予「公共領域」如此強的理想？以致於，我們過度強調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主流」問題，反而忽略了許多至少同樣重要的「公共之外」、「民主政治之下」的異質領域：性別、性＼別、親密關係、家庭關係、知識與學術、教育與文化、科技與醫療、藝術與媒體、罪犯與監獄等。其實，解嚴後、政黨輪替後，我覺得政治民主多少已經達到。但是民主達到，問題仍然很多；有了公共領域，並沒有辦法解決很多領域外的問題。這些，過去在歐美都耳熟能詳。也許要放過通俗、常有民粹傾向的「民主政治」，才可以真正看清楚許多「公共外、民主下」的異質領域的問題。問題不是「如何提供一個 universal 論述來涵蓋所有的民主問題」，而是需要許多有心人分別進入許多異質領域裡進行深耕，才有可能更好。社會的權力關係，是由這些異質性領域的微觀權力互相搭配與結盟而來的，而不是由一個普遍的大論述、或大型的體制結構（所謂「一把傘的架構」）所造成的。問題是繼續「多重與多方」的深化與深耕的問題，而不是重來一次、或者是補課的問題。

三，省籍路徑民主化的解鈴，在於兩岸人民間的對話？我並不反對這種對話，而且台社之外的知識界，這些年來也有相當的對話。但是，兩岸人民的對話，有這麼大的功用，可以解開省籍路徑民主、後威權的死結？頂多，也許可以替省籍路線民主製造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吧。但是，省籍路線的民主如果要更成長，台灣人主體與自主意識的更成熟，也許更重要的是回到祂的幼年、回到祂的幼年＼青年的創傷、回到「近代台灣」的起源與過程裡，作多重的傾聽與多方的對話。這也許是台灣、中國、日本的歷史精神分析？是台灣男人、女人、父母長輩、兒女子孫的歷史系譜學的對話吧。

四，對我而言，十八年後的今天，台社已經成年。台社與我分離八年，很高興看到祂已成年。在脫離原生家庭之後，祂自主、改頭換面、改變語言、方向、與認同，並在台灣社會發揮積極而批判性的功能。我覺得很欣慰、並且深切祝福祂！

4/Oct./’03

20031004 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社2003)

2005-01-01T04:07:00.000+08:00

台社編委會（會議發表初稿20031004 版）[本文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2003 年10 月4-5 日）的基調論文，經全體編委討論定稿，並決議以編委會名義發表。

威權時代據說已經終結了，但是，這個終結是一個什麼樣的新時代的開端，則似乎混沌莫名。我們於是像一群封閉劇場中的觀眾，只能確定好個一場苦蠢之劇終於結束，但從沒人見過下一場的劇碼單子。除魘後的短暫釋然感被對下一場戲的無盡等待寸寸蝕盡，於是焦灼、慌亂、怨恨、無力，乃至於懷念起舊戲碼的情緒，都接踵而來。儘管新上任的劇場經理們一再許諾我們一個美好的、令人興奮的未來，但這個對未來許諾的姿態也許本身竟就是未來，預告興許竟是正片。二０００年三月之後，民粹威權強人退位、政黨初次輪替，台灣社會正式進入到一個符合政黨政治理論勾畫的圖境中，有人稱之為民主化的完成，有人強調本土化的勝利，有人則歌頌這個過程的「寧靜」。的確，如果使用典型化西方自由民主的語彙來描述這個轉變的話，沒人能找到適切的語言對它做出原則性的批判。這曾是歷史給台灣新政權的禮物──透過選舉而來的支配正當性，但之後的歷程證明台灣並無福消受這個禮物，沒有辦法消受的禮物反過來支配了它的主人。這是一隻潘朵拉盒，飛出來的是一種叫做選舉的鬼魅，它的邏輯與精神即是毫無節制的權力爭奪（而非政策方向的公開政治鬥爭！），滲透到幾乎是台灣社會的各個領域，選舉與非選舉時期皆然。選舉，是策略、是目標，是過渡、是終點，是媒介、是訊息；是一切。或者可以換個比方：現時期的政治狀態其實是身穿藍綠球衣的作為美式足球球員的政治人物對失控的權力之球搶成一團，背景則是因過度興奮而被愚蠢化的媒體與觀眾。這廂是亢奮不休、毫無原則、小動作出盡的權力搶奪，對照著那廂是焦慮的、旁觀的、欲振乏力的大眾，定義了我們這個後威權時代的核心雙元格局。對於藍綠學者與媒體將此一時代定義為泛藍和泛綠對立的雙元格局，從而遮蔽這兩造明罵街、暗與謀的共生關係，我們要挑戰這個「時代幻覺」。同樣，對於政權、媒體與知識份子輕佻便給地將這一時代等同於民主時代，我們要挑戰這個等號。

建立在公眾褪蝕之上的政治，就定義而言，必然是一種私政治，而流行話語所謂的「公」，經常不過是「私」的內衣外穿，這種政治所召喚的從不是公民的思辯行動，而是國族/民粹/省籍身份的認同氣鼓；同時，兩岸之間的對立態勢又不停地被權者駕馭，作為動員民氣、正當化民粹私政治的前言。在這種（非）政治的架構下，中下階級一般大眾對他（她）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真實痛苦與煩惱，例如，二０００年以來台灣社會各種重要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不公的惡化，2有苦難言。同時，凶兵危戰始終是台灣人民不論統獨（但尤其是在各方面首當其衝的中下階級）心頭揮之不去的一片烏雲，從「蔣公」到「阿扁」凡五十餘年矣，邇來益發沈黑！長期以來，這些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兩岸關係的所有新舊巨大問題，既都無法論述言詮，也都無法抒情表意，以至唯有持續沈鬱積愁，而這又和台灣社會原本疲弱的社會力形成一惡性循環。

一個弔詭到令人不勝欷歔的現象因此就是：在這個後威權時代，人們不但不是更昂揚有力，反而普遍感受更無力、更無助、更沒有希望、更沒有安全感、更犬儒。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弔詭，值得我們上下求索出路，超越克服後威權泥淖。這個超克後威權的計畫揚棄各種形式的私政治，並進而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兩岸關係等重大議題的公共化（即，廣大公眾的持續且深入的論述干預）；它至少涵蓋四個目標：政治公共化、社會正義、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承認、以及兩岸和平。這四個目標既是我們的分析架構，也是規範尺度，合而構成我們民主左派計畫的核心內容。

有兩道關於這個後威權時代的提問：

一、我們獲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民主」？在此同時，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什麼價值或什麼人群被犧牲？

二、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

或，至少，我們該發展出什麼樣的論述指出這是困局？問題化我們這個後威權時代，當然不是替威權時代散發回營通知書。做為民主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我們棄絕各種保守或反動威權的誘惑，相信並支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為政治主體的能力與制度。做為左派，我們拒絕一切形式的剝削、壓迫與歧視，挑戰市場神學、形式民主與各種文化霸權，追求社會正義、個性解放與開創歷史。不論此時此地是多麼的令人不堪與氣餒，我們的希望只在今天、只在這裡──這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同仁十五年來一貫的共同信念。於二００三年十月四日、五日，台社同仁將從包括社會正義、經濟發展、殖民主義、政治思想、都市研究、城鄉發展、跨國工運、性別政治、媒體產權、心理分析、文學批評…各個批判角度出發，殊途而同歸，為台灣社會的現狀與出路提出分析，期望繼續為奠立更深厚的、在地的批判論述傳統做出貢獻，並真切希望這也同時是一個面向時代的學習與自我批判的努力。任何的左派或激進派，如果不能透過與時俱進的學習與反省，和所處的社會情境結合的話，那終將與社會無關，為歷史所淘汰，徒留「批判的」傲慢姿態。

我們願意相信，這個後威權時代，縱然有各種令人鬱卒無力的特質，但也同時充滿著希望──這恰恰是因為它的沒有方向和內容等待著人們給它方向和內容，亦即，邀請人們創造歷史。的確，強人已逝，民主豈遠？觀劇者必須成為參與者、演出者、與鬥爭者。

一、後威權之前的三個威權時期發展到今天這個後威權的雜亂虛空與實質不公的局面，曾經走過三個階段，分別是古典威權、改革威權、與民粹威權。由於我們相信任何對現今處境的理解都必須包含一種歷史的知識，因此我們嘗試在下面的討論中，對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做一簡單的分期勾勒。不容諱言，我們並不是在進行一個所謂「客觀的」歷史敘述，而是企圖凸顯我們所深切關心的幾個向度：政治公共化、分配正義、多元承認、兩岸人民關係、知識份子角色、文化再現、經濟生產體制、國家自主性，以及，社會運動。

1. 古典威權時期

在全球冷戰架構與美國支持下，蔣介石主政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與社會秩序完全是威權地由上而下貫徹，根本不允許任何社會自主空間的存在，粗暴壓縮士人清議，遑論容忍政治反對運動。它的威權性格純粹建立在國家對政治正當性、暴力、知識/訊息的壟斷，以及對經濟的絕對優勢指導位置上。政治正當性的核心內容是反共與中國法統，皆被統治者絕對化，不允許任何挑戰。歷史地看，這個威權統治並不僅僅來自「橫向移植」更是來自「縱向繼承」。承繼日本殖民政權的軍警鎮壓與威權編制，這個時期的二二八事變、戒嚴體制的建立、以及五○年代株連極廣的「清鄉」白色恐怖，在在摧殘了台灣社會生活中既存的自主政治意識與社會組織。承繼日本殖民政權的「國語政策」與「文藝政策」，這個時期的政權也由上而下，透過它所幾乎完全操控的教育與媒體，貫徹國族語文教育和「反共文學」，後者要求各類文藝生產領域要顧及國府的反共處境，不要涉入實質政治題材，專心「文藝創作」。同樣的，這個政權對歷史書寫也設立層層禁忌，截斷五四以來的各種進步論述，查封民眾的政治意識存貨，填之以官史黨學。

不言而喻的是，這些都為的是把民眾的殘存政治性格割除乾淨，以利順民打造。雖遺憾猶須指出的是，這個以國族打造、反共、和除政治化為三角支點的支配架構至今大體未敗。但是，在鎮壓的同時，政權也記取在大陸慘敗的經驗，著手土地改革與包括公共衛生與國民教育的基礎社會政策，企圖在物質基礎上奠立統治正當性，並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五０年代，國民黨政權就開始為國家僱用人員（軍公教與部分國營事業勞工）進行社會保險。就其原始企圖而言，當然可說這都是為鞏固國家機器而設，但就其對社會平等的維繫效果而言，似乎還有待更歷史化與除意識型態化的細緻分析，例如二戰後、冷戰下，盛行於歐美的福利國家制度這個「國家左手」的歷史負債與資產問題。4

這一時期經濟的主要任務是去殖民化，開始出現簡單的消費品製造業，取代進口。儘管少數工業（例如紡織、肥料與水泥）已經開始迅速擴張，但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手工製造業。至少在一九五０年代中期，繼承日本殖民資本的國營企業的產值還大約佔全體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二，並佔據了上游工業位置，構成了國家對私人資本部門的優勢位置。或許由於國府記取大陸時期官僚資本的失敗教訓，國家在推動工業化的開始，就展開了對私人資本的扶植，但策略上為公營保留上游位置，開放中下游空間給中小企業。儘管在一九六０年代之後，出口導向經濟體開始成長，經濟發展迅速，但由於私人企業體質主要屬於中小企業，政權仍然維持對經濟發展的高度主導性，限制私人企業，例如台塑（在一九六○年末它已成為台灣第一大企業集團），進入某些策略性產業位置（例如輕油裂解廠），更不允許私人企業集團登堂入室襄贊決策。

在冷戰結構與反共大論述下，非常微弱、零散的知識份子政治反對運動者，在客觀上也僅能以親美與反共作為前提，反抗威權統治，爭取基本人權。古典自由主義幾乎是唯一可用的論述資源，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比附於一種以美國為核心意象的現代性，批判傳統文化與威權統治，而又經常視二者為一體之兩面。這樣一種現代對立傳統的想像，忽視了國民黨政權所走的其實是一種俾斯麥式的現代化路徑：壓抑多元身份認同，打造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對社會部門進行前置性統合併編隊化；抑制私人資本，對市場經濟進行規約；國家提供公共衛生與基礎教育等再生產資源，等等。因為此時期的自由主義現代化思想只能從一個過度簡化了的「傳統與現代」以及「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架構進行論述，這些不同的現代化內容（例如，國家對市場的規約、社會福利體制）無法被納入一個更大的架構中思索。事後論之，這個自由主義的權利論述儘管有其侷限，但它的確是在社會主義傳統斷絕以及第三世界論述闕如的歷史條件下，知識份子所能夠實際進行的最激進的反對想像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私天下政治觀，以及國民黨所經營的（相對於「社會主義新中國」）國族主義文化正朔。成立一個西式的反對黨於是成為了一個早夭的企圖，之後的政治鬥爭僅能依賴少數異議刊物的薪傳與少數特立獨行知識份子的絕地吶喊。整個社會部門，從知識份子、資本到地方社群，皆一律臣服於威權主及其耳目牙爪。

2. 改革威權時期

在蔣經國開始主政的一九七０年代初，台灣已成功地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一部份，以勞力密集為基礎、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經濟體已經形成；相較於前，公營事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一九七０年已降到低於三成，新誕生的中小企業主以及白領專業人士成為新興社會實力群體。同時期，廣大的農村人口也加速無產階級化、城鄉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開始有了新的面5貌。文學上的鄉土文學運動即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脈絡下，人們開始反省到諸多新興問題時出現的。此時，私人企業集團雖然日漸壯大，但直到一九八○年代中，強人蔣經國老病之前，並不足以直接干預政權。因此，至少在改革威權體制的晚期之前，政權對資本部門都還佔有支配位置，在政府主導產業發展政策、國營企業擔負火車頭髮展重任、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相互配合，等各方面，都和前一時期有比較顯著的連續性。在此一時期，威權政體以其獨立的政治邏輯與正當性考量，甚至在一九八四年公布「施行」了具有相對進步性的勞動基準法；而之後的十多年中，它在資本壓力下屢遭退步性修法。台灣生態環境的急速惡化也始於這個時期，在發展主義掛帥下，整個一九七０年代的台灣社會幾乎沒有環境論述的聲音。

七○年代初，種種國際情勢的重大變化使國府統治的正當性日漸風雨飄搖，蔣經國為了鞏固政權，不得不對地方傳統勢力以及新興群體玩起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棒子當然是警總，蘿蔔則包括了日益開放的各類選舉市場、黨政要職、以及地方利益。對一般市民大眾，改革威權的正當性支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七○年代初喧騰一時的鎮壓性宣傳品〈小市民的心聲〉，即是一方面柔性地對一般民眾歌頌發展/穩定，旋而變臉警告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甚至是行動的愛國主義等於「為匪張目」。

在政治壓迫實質未減的情境中，此時期有一個漸進但重要的改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質變。由殷海光與雷震所象徵的賡續五四傳統的啟蒙自由主義，慢慢地在七０年代中期轉變為一種知識/政治風格的鬆散集聚，一般稱之為「自由派學人」。古典威權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是體制外的堅定反對者，但是這個風骨典型卻沒有在七０年代的歷史中擲下長長的身影。在改革威權時期，留美歸國的自由派學人雖然大致承襲了自由主義語粹與反威權姿態，但選擇站在體制內進行「革新保台」的事業。這群人在政治價值上以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型態為依歸，美學品味上則以美式現代主義為圭臬。在古典威權時期，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者還曾經是當權的「反共文學」的委婉批判者，但現在則被權者成功收編，搖身而為文學藝術生產領域上的驕子，自衿形式至上、艱深無罪、晦澀有理。自由派既不再是既定國家體制的反對者，而是國家體制的修護者，那麼所掛念者唯如何替政權在新的國際與國內情勢中建立新的正當性，這在台灣的情境中，即是政權本土化，開放有限的權力給某些既存權力團體，包括地方派系與自由派學人。然而，這個「改革」或「開放」並不意味政治的公共化。留在黨內的「侍從」地方派系當然仍然是以「家奴」的身份進入到政治體制，這無關政治的公共化，但就算是初試啼聲的「黨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走上了與政治公共化背離的路徑。

關鍵在於實際構成「黨外」的這些權力團體的社會性質。如果這些權力團體6能上接殷、雷的啟蒙自由主義，形成以自由主義現代性為意識型態根底的反對黨，或能和同時期的那個受保釣運動啟發、富於社會主義理想、站在第三世界立場的作為文化運動的鄉土文學運動結合的話，那麼台灣社會以後的政治構成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殊為可惜的是，「黨外」權力團體的省籍身份和國民黨政權統治者的省籍身份的差異，在新興選舉政治的邏輯與機制下被催化，從而，理想上以公民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政黨政治路線被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非自由主義的、以省籍身份為主要動員槓桿的選舉政治。這樣的政治反對運動選擇了一條輕便的、訴諸身份認同、歷史記憶、與情感神經的路徑，有其特定成就，也必然有其特定代價。事後觀之，在七０年代中期，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運動踏上了一條以省籍身份（而非公民身份）為主體的「省籍路徑民主化」；這是台灣戰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雖然台灣社會的省籍形構與省籍之間的緊張是歷史給定的（這包括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美蘇在全球範圍的冷戰、國共鬥爭、以及二二八事變），而「本省人」群體在「外省人」國民黨政權的黨軍警情治的壓迫下，以及在國民黨的語言和文化政策的傲慢下，所產生的受害者意識也是極為真實的，需要被理解，也的確需要找到抒發路徑，但這些都並不必然會導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以省籍為軸線的選舉動員是歷史的唯一邏輯。韋伯所謂的理唸作為歷史軌道的轉掣手的比喻，讓我們對於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有深厚傳統的反對論述，卻將就社會現實，便宜轉換自由主義，仍然感到遺憾。當既存政權的威權秩序是以一種排他性的、單一性的國族身份為主要支點時，向其挑戰的新政治力量其實是因循這個舊邏輯前進，將自身建立在舊社會的集體意識/知識存貨的基礎上，並沒有顯著改變此一存貨的性質。權利論述因此存其形，失其神，被暗中轉化為單一承認政治，而後者並沒有按照自由主義現代性所賴以為前提的價值元主義，亦即，允諾社會不同群體間平等的相互承認，反而是繼續追求以單一族群（國族）主體之名的國族政治計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是失職，如果不是共犯的話。

前面提到的鄉土文學運動可在此進一步申論它的進步意涵，或許能幫助說明為何我們的立場不是反對「本土」或「人民」或「自主」，而是反對它們被傳統化、自然化、與偏狹化。七０年代出現的鄉土文學運動，做為一種知識份子的反對運動，要求人們反省美式現代化理論與現代主義的形式主義空洞，以及偽普遍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裡，指出被美式現代主義所支配的文化再現已經喪失了用生活中的語言去描述與反省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並決心站在在地立場揭露與批判真實社會的不公與壓迫。這個文化運動要求平等的人間世，於其中，各種身份，儘管多卑微，都能被承認，各種壓迫，不管多精緻，都可被反抗。這都可說是進步的、反抗壓迫的、爭取社會自主的動力，但被視為「工農兵文學」或「狼來了」，而遭到鎮壓。鄉土文學裡的「土地」、「人民」或「自主」和它們之後在黨外、民進黨、乃至於民粹威權時期的對等詞有巨大差異，前者並不預設「特殊身份」或「特殊文化」作為定義要件，後者則堅持其為必要乃至充分條件。

這個作為「文化黨外」的鄉土文學運動和政治「黨外」從七０年代以來一直若即實離的關係，在八０年代中期正式決裂──「省籍路徑民主化」必須要找到它自己的文化再現。此後，台灣的主流文化生產走上了「鄉土之後的本土」。台灣社會為這個文化轉折所付出的歷史代價，恐怕必須要擺在一個更長遠的政治社會歷程，才能充分理解。

一九八七年七月，政治解嚴，兩岸也結束了四十年來因國共內戰而帶來的敵對封鎖狀態，一時之間，兩岸間將發展出一種和平的、對話的關係成為了可能。雖然這個往和平對話的趨勢，被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所阻斷，但這兩年間兩岸關係的和平演變的確是改革威權時期的歷史成就，突破了冷戰格局下的劃地為牢，有望開啟不只是台灣，甚至東亞的和平演進局面。

改革威權時期大約在一九八七年中的解嚴劃上了一個休止符，之後到一九九三年可說是從改革威權時期接榫到威權民粹時期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還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解嚴到一九八九年中期，蓬勃一時的社會運動黃金二年，後期則是一九八九年中後期開始直到一九九三年民粹強人正式開啟民粹威權機器前為止。

針對在戒嚴時期所承受的壓迫以及發展掛帥下所受到的剝奪，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與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其中，環保運動還一度迫使高污染的石化業資本決定外移。這是改革威權後期政權與經濟逐步自由化、資本逐步進入到政權決策核心的時期，社會力所進行的自衛性反撲。但就勞工運動而言，反而是社會力藉助並未落實的國家進步立法（即，勞基法），向資本提出訴求。這些矛盾性的力量叢結展現了一個事實：這兩年是台灣戰後僅有的一個階段，於其中，國家、資本、與社會三者形成了一種少有的對峙平衡。這意味社會部門相對於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資本力量，開始展現出些許自主性的規約力量，同時國家機器也比較可能接受社會的壓力與監督，不至於完全「自主」或完全向資本傾斜。簡言之，一個具有社會性質的國家機器初現歷史契機。但之後，由於社會運動被國族主義吸納、兩岸關係回冷、資本國際化等因素，使得國家在短暫的擺盪中，在重新團結起來的資本的威脅下（例如台塑在一九八九年宣布停止一切在台灣的投資），重新擺向資本的一邊，而且矯枉過正，開始了至今猶未停止的對資本的傾斜。一九九０年初新任行政院長郝柏村一上台就宣示「取締社運流氓」，更使社會運動雪上加霜。同年底，台塑宣布「根留台灣」；翌年，政院宣布台塑麥寮六輕計畫。

社會運動之所以快速沈潛，除了資本與國家關係的重組外，還有其他並不見得次要的原因。在八○年代末，除了少數運動（例如消費者運動）之外，絕大多數的重要社會運動部門（例如勞工、婦女、與環保）都在兩三年內，從普遍權利8論述與多元承認政治的主調（雖未必有理論自覺）撤退，轉而以國族認同（統獨）的政治正確問題為首要關心。社會運動本來可以有機會開展出來的平等與價值多元社會的生機，被從古典威權以來不停改變外皮但恆存其骨的單一國族主義認同政治所截斷。多元的身份與利益政治所可能構成的公共領域對話空間於是讓道給被統獨所挾持的「人民」。民粹或國族認同有這麼巨大的召喚能量委實驚人，但也的確因此反照出，社會運動本身缺乏公共文化與批判論述的肌理根器，易藉勢而暴起，但也因為沒有歷史與文化厚積，也易因勢而暴落。黃金二年的社會運動為何沒能捍衛其社會性初衷，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交代的重大問題，但我們認為包括我們在內的批判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原則性的論述支持灌溉這個新萌發的社會力量，也不得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彼時的流行批判話語（例如「民間社會」、「市民社會」、「東方專制主義」…）其實都富於民粹話語和意象，縱有心但無力於平等的、價值多元的社會觀的肇建。

3.民粹威權時期

嚴格說來，民粹威權政治始於一九九三年，這時李登輝已經完成了他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掌握黨政軍於一身，與反對黨相互奧援，成為台灣政治地景上的唯一政治強人。表面的民粹話語風格之外，這個強人和之前的靜穆威權強人的更重要差異，在於其政治操作的空間已經迥異於往昔：他可以直接訴諸「他的人民」。這是由於十多年來，後美麗島的台灣社會已經逐步走向以省籍身份為軸線，透過選舉達成的民主化。這個充滿台灣特色的省籍路徑民主化，繞開了繁複的、可以作為公民的政治啟蒙過程的身份與利益鬥爭過程，所達到的快鍋民主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開放它自己給民粹煽動家。做為本省籍政治人物，在給定的權力邏輯下，李登輝積極地本土化國民黨機器，但和前期的「招安」不同，這次的本土化是全面與深入的，不只政權要本土化，文化更要本土化。在價值多元主義傳統早夭的台灣，這個本土化過程藉助於對「中國」的妒恨政治，企圖藉由簡單的、立即的對「中國」作為文化他異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體性。這個妒恨文化機器的開動（例如，一九九三年的千島湖事件）快速壓縮了解嚴後兩岸關係中初萌的和平對話空間。表面觀之，這個從「中國」到「台灣」的國族認同政治的改變是巨大的，但究其內裡，這仍是先前古典威權時期的中國正朔觀的變造，儘管現在的計畫雖非「漢賊不兩立」，而是以「現代化」的台灣正朔對立「傳統的、封建的、土匪的」中國，但都企圖透過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由上而下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動員。不同的不是原則，而是不同的動員效力，以及對國家權力所產生的效果。

在這個新階段，政治強人可以繞過體制，直接向人民發話，然後回過頭來挾持、擴充政權機器。「人民」誠然在口頭上被褒揚了，但效果卻是民氣被妒恨地動員、導引與控制，以達成去體制化的政治鬥爭。政治仍然不是公共性的，無從期待公民在公共領域進行慎思明辨之政策辯論。如果說，古典與改革威權時期的「政治」是國民黨的私天下，那麼這個新階段的政治仍然是私化的，但弔詭地以人民之名且以人民之意行之。幽靈般的人民的真實「代理」其實是資本（「民9營化」！）、地方派系、與黑道。資本或其代理人進出國家機器形成政策，已是改革威權後期以來的不改趨勢，而沸沸揚揚的地方派系與黑道則是民粹政治下，直接向「人民」訴求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階段，人們可以聽到很多令人不安的準法西斯詞彙話語，例如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台灣優先，雖然其應用未必是自覺的法西斯。這是民粹威權體制的肇立。

看到了這個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在一九九五年對這個眾人皆謂民主化的過程提出批判，發表了宣言式論文〈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指出這個過程的民粹威權現象。

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民粹威權時期的政權和前期的重要差異是它越來越無法帶領經濟發展，甚至無法像改革威權和民粹威權間的過渡期政權（八○年末期到一九九三年為止）一般，對發展中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做出合理的反應，而出現了民粹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發生明顯矛盾的現象。民粹強人因為要遂行他的政治意志，有利於資本家大打「大陸牌」之局面，從而迫使政權大幅提高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這帶來以下的後果：一、在以往的威權時期也有政策補貼，但都是追隨經濟邏輯，此時則否，完全依從政治鬥爭的潮汐而漂流；這造成了政權表面上喧囂但實質上對資本逐漸喪失相對自主，以至於唯有靠揮霍黨產維繫殘存自主性；二、政權的民粹意識型態掛帥一方面使它無法做出有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的決策（例如喧騰一時默然而亡的「南向」與「亞太營運中心」），但另一方面，意識型態與經濟邏輯的矛盾也並沒有使國家成功地保護作為勞動者的「人民」。一九九０年後，資本外流、關廠、與廉價勞動力的跨國引進，造成了台灣勞動情境的惡化，失業率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顯著攀升，從前一年的1.79％跳升到2.60％，漲幅達四成五！儘管貧富不均的指數（如僅以當年所得分配比做保守估算，還不包括股票、房地產等大宗固定財富）也在此一時期年年攀高，政權並沒有調整它已經過份往資本傾斜的租稅結構，反而大力在租稅上對投資減免，在各種稅目上對富人寬減。財團資本家成為了民粹威權時期真正受益的「人民」，而真正的一般人民卻日益受到盤剝。

民粹威權時期的社會政策幾乎是這一時期的唯一正面成就，特別是就全民健保而言。雖然論者（包括本社在一九九五年的立場）以民粹政治的企圖作為動機解釋（誠然成立），或以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敗經驗為鑑指出不可行（確實有所本），或者指出台灣國家機器的顢頇僵化只有創造出一個新爛攤子（今天似乎也有此跡象），但我們認為也不可不指出一個事實：全民健保是絕大多數民眾所期盼與支持的。國民應有健康人權。雖然全民健保在設計上打一開始就不是以健康作為基本人權的公醫制，但至少是個起步，我們應該支持這個起步並經營論述支持健康的社會化，對全民健保中健康商品化的趨勢進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分析，特別是在二○○○年之後，我們看到這個制度越來越往個人保險的方向退化，以及財團利益在其中的高度纏繞。

在越來越需要激進的、與現實產生關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時，這個時期（以迄於今）的知識與文化生產卻在大規模量產一種非歷史、非社會、非階級的民粹感受與「知識」。在以政治美學化為務的「本土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工業中，一個各方面都越來越不平等的現實社會反而都被無情遮蔽住。部分知識界「合時宜地」配合這個遮蔽，洋洋自得於一種「後一九六八政略」，在漲滿表演意味的語言遊戲以及哪兒也到不了的「敏感」中，實際上把問題意識完全移轉到了對「微小差異的自戀」。在台灣，主流的「後現代主義」其實是之前「現代主義」的單細胞繁衍──這可以透過歷史與社會分析確認。同樣也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文化本土派」、「現代主義」、與「反共文學」其實都是互不相認的近親──這是因為，縱然時代殊異，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對現實社會矛盾與不義掉頭轉背。

二、後威權時期

1、與前期之斷裂

後威權時期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政治地景中不再有威權強人，是這個特徵，似乎也唯有這個特徵，能清楚地把二０００年三月「政黨輪替」後的政治地景和前期區別開來。但我們將要指出：在這個表面斷裂之下，仍然伏流著與過去的重大連續。因此，關於後威權，我們要特別記住的是：後威權不是反威權，也不是非威權，更不必然等同於民主。我們認為流行的將政黨輪替後以「阿扁」取代「李總統登輝先生」的後威權狀態等同於民主，是一個錯誤的等式。我們認為批判的論述應該首先定性這個時期的核心特徵，而這又必須是一歷史化的工作。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現階段社會與政治發展的歷史資產與負債。

首先我們要討論這個時期和前期的斷裂。

在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政權的自主性甚高，這是雙面刃，一方面，國家機器揮灑幾乎無限制的暴力與意志，但另一方面，它也絕緣於社會優勢階級的穿透，這樣一個拒絕穿透的國家機器或強人意志在改革威權時期的前至中期都非常明顯。資本堂而皇之進入政權成為決策夥伴，發軔於改革威權晚期，於民粹威權時期形成常態，更在後威權時期達到高峰。與威權民粹時期一樣，此時期的民粹政治目標依然優先於經濟目標，繼續因「戒急用忍」而來的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但因為不比先一階段的政權還有黨產可以操作，所以對資本只有加倍籠絡，這不僅使得國家的社會政策與發展政策被資本裹脅，無法形成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政策過程，更是盤剝了受薪大眾的基本利益。各種各項的對資本釋放利多、獎勵投資、優惠開發、賤售國有資產的政策源源不絕（例如「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八一○○台灣啟動」、「挑戰2008 國家發展計畫」、「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條例」…）。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政權又以各種名目轉嫁賦稅負擔到受薪階級，舉11其犖犖者，一九九三年的促進產業條例、一九九八年廢除企業所有者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美其名曰兩稅合一）、一九九九年調降金融營業稅、二○○一年的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的修政、二００二年減半徵收土地增值稅為期兩年圖利土地業主、二○○三年立法院一讀通過調降遺產與贈與稅…。這樣的「後威權」其實是國家責任政治的無限退位，放由私人企業集團在無任何公共監督下，在幕後操縱獲利，卻不必負任何責任。

我們不必退回強人政治，那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唯一的選項，我們應當向前要求政治的透明性與公共責任歸屬，並支持國家的社會性「左手」。國家機器被資本裹脅已經產生出幾個顯著後果。首先、過去台灣在發展過程中一向自詡的相對平等主義的分配政治現已有瀕臨崩潰的危機。貧富差距的拉大雖已成為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不需要統計數字的佐證，但我們還是不妨徵召一組數字來徵驗現實，一九九二年，台灣前百分之十的家戶所得分配比是後百分之十的19.41 倍，今天則達61.33 倍。另外，失業率持續走高，從二０００年之前不超過3％到二００二年的5.17％，成長了七成二，這些失業人口中的多數中壯年失業人口幾乎無法再就業。付不起健保的偏遠地區民眾（很多是我們政治上不吝施予口惠的原住民）和沒法繳交營養午餐的學童，已不再是偶而令人同情的個案，而是規模化的集體現象了。這還不談在WTO 之下，進口農產品威脅之下，廣大的台灣農業與農民的未來問題。這些極重要的政治問題在目前的政商為奸的架構下，都被排在議程之外。伴隨日益分配不均而來的就是先前威權時期準俾斯麥式的公共投資的凋零，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的三大成就：平等主義的國民教育、社區化的公共衛生、以及相對進步的勞動基準法。其中，勞基法與公共衛生在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受到重大侵蝕；勞基法遭到退步修法，公共衛生被財團化與商品化的醫療體系所架空。在後威權時期，這個惡化趨勢繼續升高，並且還延伸到教育領域，企圖對教育去管制化並推動高學費政策，使作為公共投資的教育變成個人投資理財。

為達成民粹選舉政治目的在一九九五年開辦的全民健保，是台灣在民粹威權時期的唯一一項重大社會政策（這似乎是民粹政治給台灣民眾唯一的禮物「或賄賂？」），現在也面臨巨大的赤字問題，而解決的方案則是朝向提高保費，赤字由國家（亦即一般納稅人）負擔，而獲利由巨型私人醫療財團瓜分。健保保費沒有采取更平等主義的累進制度，反而使底層民眾負擔更高的保費費率，以及以自負額增加來解決健保「虧損」，同時圖利國內醫療集團與跨國藥廠，似乎是後威權時期反分配政治的一貫特色。因此，就政權相對於資本的自主性，以及政權在社會政策上維持其正當性這一面向而言，後威權時期承襲了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堂而皇之的向資本的傾斜，甚至更嚴重；這在所謂的「教育改革」與「健保改革」上都看得很清楚。簡而言之，後威權時期在分配正義、以及照顧到基本需求的社會政策上，並沒有選擇性地承襲古典與改革威權體制下的正面成就，甚至連民粹威權時期僅有的醫療12政策成就都要緊縮。相對於顯性的斷裂──政黨輪替與威權強人的謝幕，這是後威權時期和之前威權時期的隱性斷裂，但更值得我們注意它的社會意涵與可能後果。顯性的斷裂往往具有意識型態遮蔽的效用，使論述誇大地集中在某一明顯但並不重要的改變上，從而虛假地肯定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並得以做出一種告別的姿態。這其中有兩種愚昧效用，其一是把前期歷史中的進步面向也一起掃入歷史灰燼中，

其二是與前期歷史中的反動面向不著聲色地繼續沿襲。下面我們將要討論後威權時期和先前諸威權時期的連續性。

2、與前期之連續

換過不同名字，召喚過不同主體，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幽靈自戰後以來，已經在台灣上空徘徊了將近半個世紀，從古典威權時期節節薪傳至後威權時期，且勢猶未戢。在古典威權時期，這個幽靈的偈語是漢賊不兩立，以中華文化正朔自居做出反共（即，反假中國人）姿態。在改革威權時期，強調的則是現代化中華民國（其意識型態內容為秩序/穩定、市場自由、現代化西方世界成員身份）與封建傳統共黨政權（其內容為極權專制、社會主義、落後的第三世界一份子）的對立。七 ○年代初，曾有短暫的學生運動反抗過這個初露頭角的改革威權體制的核心架構（亦即，親美、反中、反第三世界、反社會正義），但只留下歷史的空谷足音。之後的歷史，除了八０年代末期解嚴之後的社運黃金二年曾短暫地出現逐魔咒的努力外，似乎看到的只是一個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往而不返的歷程。改革威權時期以現代化中國對立傳統中國的文化想像，在民粹威權時期被掉換為現代民主台灣對立於落後極權中國。也是在這個時期，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動員達到顛峰，古早已前的「漢賊不兩立」，借屍還魂到同樣高度敵對性、互斥性的「台中不兩立」，而且是以一種妒恨邏輯進行演繹；台灣為真善美各種價值的弱勢承載者，而對方則是否定這些價值的惡棍強梁。在過去，威權政體使用國族或民粹邏輯，為的是消極地正當化自身與「容蓄」不同省籍之民眾，但在威權民粹時期，這個邏輯則更是積極地扮演政治動員的槓桿，並藉由省籍或本土等區分符碼進行「排除」。

這個特定的動員/排除政治肇端於改革威權後期那已經除自由主義化、除社會主義化的「黨外」，接到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進黨，再接到李登輝掌權下的本土化國民黨政權。如果說，從黨外，到「本土化的國民黨政權」，到「政黨輪替」後的新政權，是一民主化過程的話，這個民主化所主要依賴的是省籍─國族身份的動員路徑。在後威權時期，國族認同政治的政治正確幽靈仍然低壓籠罩，干擾或妨礙了幾乎所有領域的公共論述與現實分析的開展。政黨輪替後的新政權因為政治強人13 的不再，以及反對黨的抵制，無法施展李登輝式的民粹威權，但民粹作為政治操作模式與意識型態，仍然還是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所擁有的唯一選項。民粹作為一種社會認識論，也仍然還是媒體與藍綠「學者」的基本認知框架，扶乩他們的反現實敘事。同樣，在主流文化生產領域上，「文化本土派」仍然還是當權派，儘管比起九０年代的民粹狂飆期來已見收勢。這固然是因為強人不再，但更是因為如前所述，台灣社會的階級矛盾已然圖窮匕現。這個「物質基礎」使民粹操作面臨巨大難題：如何能解釋「財團的台灣人」與「統治的台灣人」在剝削「一般的台灣人」？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本土派」（以及小它好幾號的對立者「文化（後）現代派」）仍遺憾地對社會矛盾沒有體認，也缺乏對社會正義的問題意識。這一方面反映了和前一威權時期的深度連續性，但同時也反映了它已經落後於這個時代。在廣泛的文化/美學生產領域上，如何找到新的語言和象徵，直接面對這個新時代及其挑戰，是一重要課題。如果一種單一性的、排他性的國族認同政治貫穿後威權時期與之前諸時期，那麼另一高度相關的連續性就是，在台灣，公共化的政治從來就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在兩蔣的威權統治下，政治是國民黨的一黨之私，是一種現代版的家天下，並不存在政治是一種面對公眾需求、向公眾負責、並由公眾參與意志形成的公共性政治。雖然的確曾有一些改變此一狀態的微弱努力（例如五０年代雷震的自由主義反對黨、七０年代初左翼的學生運動、八０年代下的社會運動），但這種私政治的格局架構一直沒有真正被撼搖過。台灣在七０年代中後期開始的黨外運動，在決定走向以省籍身份為動員策略與論述的時刻，也決定繞過了一個得以點滴培養育成公共性政治的歷史黃金機會。民氣雖然不得不抒發！這必須歷史的理解，但我們也必須理解此一長期以「民智」為代價的民氣政治的限制、犧牲與危機。

這個「省籍路徑民主化」所召喚的主體不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公民，而是給定的、賦予的、「自然的」省籍或國族身份。它的集體心理特徵是法西斯主義政治理論家卡爾‧史密特所理解的政治：政治也者，是敵對人群的永恆鬥爭。因為敵對性定義了政治活動，因此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論述的過程以及公共責任的歸屬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作為民粹煽動家的政治人物在上演無止盡的權力爭奪戲碼，召喚競技場觀眾席上的觀眾拉黨結派鼓譟亢奮。然而，真正的政治決定早已在觀眾看不到的角落裡達成，這中間當然有資本集團及其他有力者的上下縱橫。人民被歌頌但卻是在這個權力遊戲中最無力的一個角色，作為「大眾裝飾」而已。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實，那就是在這個島上，我們始終沒有真正看到過具有公共精神與實質的民主政治在此昂揚過。

因為歷史的「宿命」，我們走上了省籍路徑民主化，這個路徑的優點，留待未來的史家評斷，但我們如果要介入歷史、創造歷史，必須清算這個「民主化」的負債，它其實僅是遮遮掩掩的14後威權，丟棄了過去威權時期（甚至包括威權民粹時期）的某些進步性因子，卻保留了過去威權時期的陳痾舊疾。我們的民主化沒有達成，現在需要開始民主化，或，民主化重來一次。

後威權是個可往前也可往後的不確定狀態，只要一個強勢的政府再度出現，只要兩岸關係再度警報拉緊，民粹威權（或更糟的）就隨時有機會回潮，藉由操縱民氣擴張國家右手權力。邇來各種公投的誘惑就在這裡。

三、民主左派：超克後威權，開創新歷史

1. 解開後威權死結

我們必須警惕在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中，由於一般人民對現狀的厭惡與無力感，而產生的對新政治強人的渴望，如近來藍營對「經國先生」符碼的操弄。如前所述，後威權是有一個進步所在，那就是威權強人的退位，對這個進步性，我們必須要肯定並護衛之。因此，要走出今日困境，第一前提就是不能走回頭路。對所有形式的威權召喚，公民必須要能夠說：夠了，這個政治歹戲必須得下檔。

超越後威權的終極關鍵在民主補課。我們必須要把當初不能繞過的民主迴路重新走過，這個迴路即是在以肯定多元價值為前提的現代性規範基礎上，重新社會地思考與公共地論述平等與自由這兩項核心價值，及其在台灣當代社會的條件與限制。省籍路徑民主化是一條民主短路，雖然暫時解除了威權體制對公共空間的外部控制，但卻無法有助於公共領域的主體形成，作為後果，我們看到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這樣說，並非故作高姿態地無見於解嚴後至今台灣社會所發展出來的由各種市民社會團體、社區組織、社運組織所構成的「公共領域」，而是要指出，在這個「公共領域」中，有不少群體是依「省籍路徑民主化」這個傘架構而存的，它們無法對這個體制提出原則性的質疑因而是自明的，另外，雖也有少數群體無關於這個傘架構甚或對它有深刻質疑，但又因為無力於改變它，只能離傘自為，對藍綠「等距外交」，希望從而得以維繫其社會主體性命脈。我們深切理解後面這類群體的困境，但認為社會主體性最終而言，是無法透過分散的自保策略維繫與成長，這不僅是因為公共領域也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更是因為這個傘架構能藉由對論述的無比置換能力，從根與從頂限制公共領域的普遍發育，使進步的公眾一直處在相互隔離從而發育不良的情境中，無法形成連結合作、相互壯大的論述。

這很好舉例，遠的不說，自二０００年以來，台灣社會裡的多種階級、群體與公眾（例如，學生、教師、工人、農民、震災戶、反戰…）都紛紛發出憤怒與不平之鳴，但因為壓迫的傘架構仍能快速轉換一切矛盾到省籍或藍綠「矛盾」上，所以這些力量仍然無法跨越自己的地方情境限制，找到一種更普遍性的論述，擴大連結，對抗政治魔咒，拆解這個傘架構。拆解它，也就是15意味將台灣社會的政治重新公共化，使各種關鍵性的普遍價值（例如，社會正義、認同平等、兩岸以及世界和平…）起暖回溫，使各樣的公眾在有利於它們的天空下茁壯成長。

台灣社會的公共化與民主化最終而言必須是這些社會主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進行普遍性的權利論述。但是，如果這種權利論述始終被置換為省籍或統獨論述，那麼是這個現實情勢逼迫我們必須要找到這個置換的機關，並解除之。也就是說，省籍路徑民主化以及它今天的各種衍生狀態如果要解鈴，那就必須請循其本，找出繫鈴的結。這個結，坦白說，就是兩岸人民間的關係。

走出後威權必須要首先經由拆解兩岸人民間的敵意雷管，這個雷管迄今一直為兩岸的政權所用，威脅了兩岸及區域的和平，也從根本上妨礙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公共化。為什麼島內的民主反而是兩岸人民關係的延伸呢？簡單地說，如果台灣社會的國族─民粹民氣始終因為一個「外在的敵人」的緣故，維持在一個簡單化的政治正確與政治動員的預備狀態，那後威權、威權民粹、甚或古典威權，就將始終是僅有的可能，因為政治主體始終只能是省籍、「人民」、或國族，政治的概念就始終只能是史密特式的準法西斯主義政治觀。在這個死結上，一種公共性的政治是無法開出的。作為批判的知識論述，我們誠然無法用力於高層國家、政黨政治，但我們可以從知識界開始，從各種民眾公共領域開始，建立兩岸之間的人民對話。這個對話的未來結果是統或獨，我們存而不論，但這個對話對台灣社會的民主實踐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我們必須給真和平與真民主一個機會。

兩岸人民之間的真正對話首先必須是平等對話者的對話。這個平等不必然是主流官式定義下的對等政治實體的意義，而是文化身份上平等的主體的對話。過去民粹威權式的或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建構的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必須調整。我們不但對種族主義或是文明主義的先驗區分與歧視要反省，也還要避免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自我定位，把自身看做是文明或歷史發展的先進者，視對方為後進者。因此，所謂平等的對話也意味開放的對話，雙方應該有準備向對方學習的態度，或至少應該有對於差異的尊重與包容。

其次，這個對話更應該是批判的與合作的對話，目的是共同面對迫切的現實問題。應該要嘗試建立一個雙方能共同接受的規範性目標，使雙方的對話能有助於向更理想、更符合人性的目標前進。擺在現實的脈絡下，我們認為兩岸人民必須要和各自的發展主義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保持批判的距離，共同思考，例如，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生態的問題、市場規約的問題、社會保護的問題、以及最新浮現的流行病問題。這些共同問題的對話，坦白說，既非兩岸政權、也非台商、也非目前台灣的藍綠政治，所能或所願進行，而必須召喚批判的知識界與其他公共行動者（例如進步的社會運動與非政府組織），共同思考如何共同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威脅，如何共同建立與護衛社會進步遺產，如何避免兩岸相互以鄰16為壑，使整個區域成為生態與社會的廢墟。

因此，我們相信超越眼前後威權困境的一條真正出路是兩岸人民間平等的、開放的、批判的、合作的對話。對我們而言，這個對話的重要果實之一就是公共化的政治春臨台灣社會。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大眾才能重新使政治人物從昏噩的權力爭奪中甦醒過來，開始對公共需求產生反應，也就是對公眾負責，國家方成其為社會性國家。唯有如此，資本才能被社會置之於韁繩之下，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也唯有如此，人民也才能從無力的狀態下，破繭而出，成為開創歷史的主體，從而打破後威權時期的雙元格局：亢奮不休的、無原則性的、機關算盡的權力爭奪對照欲振乏力的旁觀者大眾。

2. 民主左派當前的四大目標

政治公共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過程或形式，透過它，各種認同間的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兩個重要價值或政治目標才有機會達成。在一九八九年後的這十多年來，在地的進步論述（例如，台社）的努力主要展現在挑戰國族與民粹主義的支配性話語，以及各種身份認同間的不平等，例如性別、族群、生活方式與偏好，而相對輕忽關鍵社會資源的分配政治鬥爭。這個偏重，如今看來，是有歷史原因的。

在八０年代末社運黃金兩年中，進步的或左翼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在當時發展出一套論述支持這個以分配政治為主調的社會運動，也沒有在之後發展出一套論述反省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而這個論述上的白卷是有歷史延展性的。之後，在民粹威權時期，由於民粹巨靈凌起於地平線，投下巨大黑色陰影，左翼知識份子於是，可理解地也有些可惜地，完全被這個形勢所界定，防禦性地對國族主義、民粹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批判，企圖打開論述空間，解放被絕對化的政治正確所壓迫下的各種弱勢身份認同提供自我以及交互承認的正當性。追求多元認同之間的平等，拒絕以各種名義進行歧視，鼓勵社會花圃百花齊放，這個努力本身其實一直是廣義的自由主義典範下的問題意識，在各階段的威權時期都切中時代的要害，在將來也不可少。但是在八０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開始慢慢進入政權決策中心、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策漸進形成、股市房地產的投機化與泡沫化的暴利、以及一般人民的相對剝奪，接踵而至的情形下，這個追求多元認同之間平等的文化多元主義論述，就顯得不足，顯得光是它不足以面對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我們必須要將分配正義結合到左翼的論述架構，積極面對所有一直被忽視或近來被威脅的攸關公義的進步社會政策，其中包括：財稅、教育、醫療、住房、都市、媒體、婦女、兒童、老人、與失業救濟，等普遍性社會政策；針對特定社會弱勢階級或邊緣團體（例如農民、原住民、流移勞工、「外籍新娘」、殘障弱智失能者、單親家庭、性工作者、九二一災戶、愛滋病患…）積極支持政策；以及針對作為人類社會他者的動物與生態環境的積極保護政策。

這些議題在目前的藍綠惡鬥的「後威權」情境中，幾乎完全得不到真正討論的空間。近來形成的「泛紫」結盟可以說就是社會弱勢群體在長久以來的藍綠重圍下，所做出的集體突破努力，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改變徵候，我們希望並期待這在將來能發展出一套全面超克藍綠既存格局的完整社會論述。因此，「超克後威權」這個計畫，不只是藉由政治公共化，走出劇場混亂，也不只是以達成文化或認同上的百家爭鳴為唯一標的，雖然它們誠然是重要目標，而更要以達到一個更平等、更符合正義原則的社會構造為目標；於其中，沒有個人或群體因為體制性的原因而享有不正當的競爭優勢，或承受立足點的劣勢，此外，社會有責任提供合乎最基本尊嚴的生活需求。提出這個目標也意謂著，走出後威權不僅僅是一個文化主義與價值多元主義的計畫，更也是唯物論的與平等主義的。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接上這兩百年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遺緒，同時面對他們的失敗與成就，並從這一點往前出發。

雖然都強調「分配」，但我們這個計畫和戰後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在一個重要精神上是很不一樣的。戰後西方的社會民主實驗，是在戰後黃金年代中，在南北不均衡發展與東西冷戰對峙下，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為了社會穩定目的向勞工階級的妥協。這個妥協對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立即好處是勞動條件與報酬的改進提昇，但代價則是消費主義的氾濫、福特主義式的勞動組織與文化規訓、傳統工人社區與組織的瓦解、以及邊緣勞動人口的常態化。相對於社會民主派，我們的計畫則強調一般大眾的培力政治；一般大眾必須有力量、有自由能作為各種公共政策制訂的主體，以及，就此而言，文化認同的創造者。我們並不排斥各種作為「外殼」的代議制度（於國家領域或是勞動領域），但強調這些制度預設了在社會生活中具有理性對話能力與行動能力主體，即，戰鬥的公民，是後者在新的歷史情境中面對新困難、解決新問題的過程中，充實了這個外殼，使它成為人們的公共手段，而非異化威權。

總而言之，「超克後威權」是一個包含了兩岸人民關係的真正大和解、政治的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與分配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民主左派計畫。要達成這些重大目標，民主左派在將來還必須更深刻地探索公眾的培力政治，以及做為經濟生產體制的歷史資本主義。在台灣，這兩種問題意識在過去一直沒有被充分論說，遑論將它們結合起來，這對於我們關於台灣社會、政治與文化前景的想像是有重大限制的。在藍綠主流政治正合手繪製台灣的政治地圖，壟斷、窒息台灣的民主想像能力的今天，我們這個民主左派計畫，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庸俗無謂誇張扭曲兼暗盤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題。民主左派絕不是藍綠主流政治的對立，而是他們那種政治的超越與克服；不是要與他們爭權，而是要廢除這樣的爭權；不是要和他們爭奪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論述支持人民並轉化人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它成立後的第十五週年，提出這個具有集體宣言性質的文件，立18意拋磚引玉，邀請所有對後威權藍綠壟斷的格局懷憤憂、對激進民主與社會正義持信念、對一般大眾作為歷史主體抱期望、對壓迫與剝削敢橫眉的個人與團體，透過批判的對話，開展屬於公眾的論述與行動，達成重大政治、經濟、文化與兩岸議題的全面公共化。儘管我們深切期望這將是一個具歷史關鍵性的集體論述與行動的序幕，但我們也深切地自我理解到，台社做為一個社會群體，既不可能也沒有資格站在社會與歷史的頭頂上。雖然我們的抱負是言銓伸張被壓抑的進步理路言說，但我們自身也正是這個社會與歷史的既存尷尬格局的一部份，因此，如何使我們成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個真正的公共行動者，嚴峻地要求著我們脫落自己私的、政治幼稚的性格角色，學習在公領域中進行公共論述。全面公共化因此不僅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同樣，民主左派的「民主」也不僅僅是要求體制，更也是要求左派自身。我們呼籲所有這樣的群體與個人走出沮喪無力，學習扮演我們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論述正義、平等、多元、與自由等價值在此時此地的落實，超克後威權，共創新歷史。這些人群將是這個島嶼上認同兩岸和平、政治公共化、文化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批判（也是關鍵）大眾，是台灣社會的進步力量之所在。而「進步」這個概念，更應當首先從將近二十年來全球學院文人顧影自憐絕智棄力競逐綺麗的教條相對主義的恥辱柱上解放下來，成為我們依歷史條件而立的反思、論述與行動量尺。當政治明星不赧於以「提升或沈淪」定義情境呼群保勢，公共論述更應該大開大闔地介入社會價值與方向的鬥爭，根據具體歷史條件，區分進步與反動。

如果能透過此岸進步人民的論述與行動集結，展開兩岸人民的歷史大和解，從而回過頭來重新啟動民主化過程，超越後威權，進而開創歷史新篇，那麼，在這麼一個偉大的實踐中所獲得的社會改革經驗，將不僅僅為台灣社會自身解除（後）威權魔咒，也將為對岸人民顯現一個相對於既存路徑的激進替代方案。果能如此，我們方能不厚顏地稱得上這是給對岸人民的一個珍貴禮物，也或許才可以揚眉吐氣地說：這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台灣人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