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11 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的改革成效（澄社2004)
請問總統，政府改革了什麼？
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的改革成效
澄社
2004.7.11
1. 前言
在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基本上主打改革牌，強調「相信台灣、堅持改革」。陳水扁總統於一月十七日全國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強調，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統治有四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民進黨堅持改革，國民黨假改革、反改革。然而在過去四年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改革的成績如何呢？
雖然民進黨自許為改革政黨，民進黨許多領導人卻坦承改革成效有限。民進黨祕書長張俊雄表示，不是民進黨沒有改革誠意，而是泛藍在國會中阻擾改革，導致改革一再失利。改革一再失利表示改革一事無成。在回應李遠哲、王永慶和林懷民刊登沈重的告白要求不斷改革的廣告，陳呂競選總部發言人吳乃仁表示，過去四年的惡鬥讓台灣社會變成受害者，讓執政很艱辛，改革無法進行。改革無法進行也是表示改革落空的意思。在以改革做為競選口號的同時，兩位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人士說改革一再失利，改革無法進行。這很清楚地說明了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改革上交了白卷。
為什麼明明四年改革失利，阿扁還要強調民進黨堅持改革，國民黨反改革？大約只能說是在精神上，民進黨還是主張改革，國民黨是反改革的。雖然國親阻撓改革是事實，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施政錯誤或失敗卻不能將責任全推給在野黨。許多改革是在現行法律與制度下就可以執行，在野黨對改革的阻撓只在立法院有效，執政黨不能將改革失利的責任全推給在野黨。教育改革是一個例子，教改失敗完全是執行能力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來在重大改革上的成就，恐怕阿扁總統和新內閣會感到十分慚愧，在未來四年得要好好痛下決心，實實在在有效推動改革才對得起「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的承諾。大體而論，教育改革乃承襲國民黨的改革政策，卻改的全無章法；金融改革因農漁會事動彈不得；國會改革也原地踏步；媒體改革成效有限；社會福利則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改革，連民進黨本身的改革也都只跨了小小幾步。在司法改革方面，其實也在國民黨執政最後階段已完成全面改革的規劃，民進黨在推動上也是困難重重，在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沒有什麼重大的成就。司法院組織法的修訂和法官法制訂上，執政當局做得並不積極，甚至有消極拖延的情形。司法院組織法的修訂雖遭遇在野政黨的杯葛，在立法院被卡住，但是執政當局也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嚐試進行突破，甚至在決策上也沒有真正將這個攸關司法改革的法律修正案列為最優先法案。在法官法方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和行政院之間有一些不同意見，也未見院與院之間，乃至總統與四院院長之間從事積極溝通，法案在公文往返，各持己見的狀況下，幾乎毫無進展。民進黨司法改革的成績如此難看，主因之一是本身不夠積極。
如此看來，讓人不禁懷疑民進黨究竟是不是一個堅持改革的政黨。在過去四年，還有很多證據顯示民進黨執政甚至有不進反退或反改革的狀況。做為執政黨似乎成為改變現狀的阻力，執政的利益與思維似乎超過了改革的動機與動量。
民進黨執政四年，整個社會是在紛紛擾擾中度過了這四年。人民期望民進黨執政能將整個社會向上提升，不料這個堅持改革的黨似乎欠缺思想深度與執政能力，在各方面的施政均缺乏說服力與理想性，有時真不知道民進黨政府要將台灣帶向那個方向。如果說國民黨毀於自身的威權文化，民進黨執政四年則敗於不知自己的短處與局限，不知「禮失求諸野」，向望治心切的社會中堅力量尋求能量掖注。四年來這股可用的民氣與力量因民進黨政府改革不力，令人失望而渙散掉了。阿扁第二度贏得大選不是因為選民肯定施政與改革成績，而是因為害怕連宋所代表的舊國民黨勢力重新執政。阿扁政府在未來四年若不能把握改革的契機，則選民將不會再給民進黨機會。下面我們將就阿扁四年執政的改革成效做一個總檢討，以鞭策執政當局，戒慎恐懼，如履薄冰，重建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信心。
除了檢討改革成效，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互信的淪喪，尤其是總統大選後藍綠幾無互信可言。究其原因除了長期國家認同的不一致外，陳水扁總統的領導風格也是一個因素。我們特闢專章檢討陳總統的領導風恪，希望阿扁把我們的話聽進去。值此「亂世」，我們期待一個深思而後言，能描繪願景與理想，激發人民希望的總統。
2. 四年執政改革成效總檢討
2.1 憲政改革
憲政體制運作的困境
台灣從自從解嚴之後，歷經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民主化過程，同時也經過了六次的修憲，然而修憲的結果，反而治絲益棼，使得總統、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之間的關係愈形複雜。此種情況在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執政後，更突顯出憲政體制運作的困境。
四年前，陳總統就職演說中並未提及憲法改造工程，在其執政的四年期間，除了政府改造與國會改革之外，亦未提出其他憲法改造的問題。然而在「驚濤駭浪」的四年執政期間，憲政運作問題不時顯現出來。其中包括：總統所屬政黨與國會多數黨不同時，應由那一黨來組閣、缺乏有效化解衝突和僵局的機制設計，以致核四案時，在野黨不敢啟動倒閣機制、總統行使解散權，須立法院先行提出對行政院院長的不信任案後才可發動，被動解散的機制亦使得僵局無法藉由國會的解散來解決、總統與行政院之間缺乏正式的溝通機制，以致須仰賴非正式的九人小組或兼任黨主席方式來運作、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以及權力分配之爭議、朝野各界對於公投是否入憲不時的爭議、立法院與監察院對於調查權的歸屬迭有爭執、國會缺乏改革的動機，以致席次減少及選制問題至今未能解決。雖然在總統大選前，立法院內部曾經就席次減少選舉制度問題協商，然終因無共識而功虧一簣。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現實上或理論上，關於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爭議、組閣方式、總統與國會選舉方式等，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
我國目前憲法改造所面臨的問題
陳總統在此次就職演說中已經相當程度點出了我國目前憲法改造所面臨的問題，其中包括：三權分立或五權憲法、總統制或內閣制、總統選制為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國會改革及相關的配套條文、國民大會的定位與存廢、公投是否入憲、省政府組織的存廢、投票年齡的降低、兵役制度的調整、基本人權與弱勢權益的保障、國民經濟條款等。這些部分事實上已經涉及目前憲法中絕大多數條文的變動，其工程不可謂不大。
在其就職演說中，陳總統亦已經將修憲程序定讞，亦即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經由國會通過之後，再選出任務型國代。澄社亦肯定回歸修憲程序，此舉將有助降低朝野爭議，減少社會成本。程序正義是民主政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憲法的正當性與過程的正當性息息相關。然而面臨如此巨大的修憲工程，是否採取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或是兩階段修憲的方式亦是值得深思。
兩階段修憲
憲法的修正應有整體考量以及配套措施，不應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方式，不良的配套措施，將導致不良的後果。然而以目前的國會生態要同時進行如此浩大之憲法打造工程並非易事。兩階段修憲方式是可以考量的，第一階段先進行國會改造，降低選舉成本、提高立委素質。國會改革包括選舉制度與立委席次減少(但非減半)及其他配套措施。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政黨比例代表制同時進行的兩票聯立制（德國式）或並立制（日本式），並增加比例代表名額，減少區域名額是目前經常被討論的選舉方式。不過選舉制度仍應與憲政體制相互配套，若是走向總統制或半總統制，則不宜採取德國式之聯立制，日本之並立式較為適宜；如果走向內閣制，則德國的聯立制是可以考慮的選舉制度。第一階段尚未進行憲法打造，因此建議第一階段採取日本的並立式，一方面較合乎國情，另一方面該選制與任何憲政體制的搭配皆可以運作，至於聯立制用於總統制，較可能造成分裂的政黨，導致政府的僵局，不宜採用。
第一階段必須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及國民大會代表職權行使法。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早已於
國會改革之後再進行整個體制改革的憲法工程，包括三權分立與五權憲法、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之選擇。澄社無法為這個社會決定未來應走向什麼樣的體制，畢竟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應由全體人民來決定。澄社可以提供的是各種制度背後的原理原則、實施的的可能性、以及所須的配套措施。
不同的政治體制牽涉到不同的制度原理。總統制強調的是「權力分立」的原則，內閣制的制度原理為「權力之融合」。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的運作是建立在權力分享的基礎上。總統必須與內閣總理分享權力，同時總理也必須獲得議會支持。不同的體制之下總統以及行政院長的選舉或選擇方式亦有不同之搭配。
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
世界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憲法，任何制度的設計皆有其優缺點，也可能對目前的政府體制、政黨體系、和實際政治之運作產生衝擊。我們必須體認此點，並且考量我國特殊的國情、歷史的因素，國家發展的需求來修正這部憲法。未來四年陳總統無須考慮連任問題，或許可以跳脫憲法為個人量身打造的可能性。因人立法、因人廢事所打造之憲法是無法長治久安的。在此亦呼籲朝野各界，應將國家整理利益之考量優先於黨與個人之利益。同時，憲改內容應配套設計，尤其與中央政府體制的配套，在此亦呼籲朝野政黨的憲改主張必須更負責任的提出全盤的規劃。澄社肯定總統所提「憲政改造的工程不應該由一人或一黨主導，更不能只著眼於一時之便。未來，我們將邀請朝野政黨、法界、學界及各領域階層的代表，共同籌組憲政改造委員會，針對憲政改造的範圍及程序尋求社會最大的共識，並且接受人民及輿論的監督。」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讓全國性的公意能逐漸凝聚，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總統提出的憲政改造委員會是必要的，但必須容納較多的聲音。憲政改造委員會籌組之後應先於全國各地舉辦憲政改造會議，充分瞭解全國各地不同的聲音。
總而言之，朝野各界已體認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有許多問題，然而對於未來走向的看法卻甚為分歧。不管憲改內容如何，都應追求憲法和制度的長治久安，不因人、因黨修憲、憲改內容應配套設計，全盤規劃、憲改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最後，徒法不足以自行，憲政民主須靠執政者具體實踐，恪遵憲法的憲政義務。
面對全球化的國際潮流與中國崛起所形成的磁吸效應，台灣擺盪在勇敢航向世界的「國際化」（全球化）與大膽西進的「中國化」之間。自從台灣於1987年八月正式開放29項中國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990年八月發佈「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後，台海兩岸間的間接貿易與投資即快速成長。對於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交流，雖然李前總統在1996年曾採取「戒急用忍」政策，試圖降溫，但是效果非常有限。在中國強大的磁吸效應吸引下，台商大膽西進，猶如飛蛾撲火般的前仆後繼，對中國的投資熱不斷地增溫。如今，中國不但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台灣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也早已是台灣對外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對中國的投資占對外總投資的比重更已超過二分之一。面對如此局勢，國內經濟學家的看法二極化，民進黨政府四年來也拿不出有效對策，可謂「摸著石頭過河」。
理論上，透過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能，雖可達成最佳的「經濟效率」，卻無法解決「經濟安全」問題。而經濟效率與經濟安全又都是各國的總體經濟目標。因此，即使是最支持自由競爭的美國，為了其本身的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也要管制輸出高科技產品與技術到不友善的國家。此外，自由競爭市場也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當外部性（如外部成本）出現時，將會造成市場失靈。此時，政府即有必要介入。
台商對中國的鉅額投資至少會產生如下的不利後果：一、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中國，二、台灣失業率將居高不下，三、台灣所得分配將持續惡化，四、中國軍力大幅增強，將嚴重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
就第一項而言，台商大量投資於中國，造成兩國轉口貿易的快速成長，已使台灣面臨出口依賴中國的外貿危機。中國對台灣的經貿交流讓中國得以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台商投資中國比重太高，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急增，再加上政府不斷地擴大開放中國的農工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已使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出口市場及生產原料被掌握在中國的手中。
從經濟層面來思考，基於風險分散的原則，也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與一九七○與八○年代之間，大家擔心台灣的出口集中在美國市場的風險太高，台灣的經濟發展會受到美國景氣波動的影響太大，而主張分散市場的主要理由類似。各國對美國市場的高依賴度，使美國得以利用301條款之類的方式，來威脅各國依照美國的意見去改變其經貿政策。如今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倚賴度已高於對美國市場的倚賴度，徒使中國更易採取干擾台灣出口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也更有能力藉經濟抵制之威脅來影響我們的政策。
中國是個低所得水準的開發中國家，其經濟波動的程度遠甚於高所得的已開發國家。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偏高，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比重更高，一旦中國發生經濟不景氣或衰退，則台灣的經濟必然會受到嚴重的波及而跟著衰退。最近中國擔心其投資過熱，可能會造成經濟「硬著陸」，而採取宏觀調控的降溫措施，台北股市隨即反應連跌一千多點（由六千九百點左右跌到五千八百點左右），市值縮水上兆元，就是最真實的例証。
其次，近年來我國失業率不斷地攀升，在2001年高達4.57﹪，2002年更超過5%。這樣的失業率是台灣四十多年來的最高紀錄，也是自1991年以來不斷攀升的新紀錄。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2002年8月之失業率曾高達5.35%。失業問題是個重要的經濟問題，也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沒有一個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可以不重視它。而造成失業之諸多原因中，因「工作場所歇業」而導致失業部分所佔的比重，在1998年為28%，到2001年則增加為46%。這個原因又與產業外移，尤其是西進中國，有莫大的關係。如果這種對中國投資及產品替代本國投資及生產的速度太快，則國內將發生嚴重的失業及所得分配惡化，甚至社會不安的情況，香港即是一個例子。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說是危機重重，有關當局實宜速謀因應之道。以下提出幾項因應策略，以供當局參考。
改善國內環境，促進產業升級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與投資機會不足，乃是導致國內資金大量外移、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的主要原因。國內投資環境不佳則包括政府行政效率低、甚多法令規章不合時宜、基礎建設不足等。而這些因素也正是造成我國國際競爭力衰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經濟自由化程度不夠與國營事業民營化之績效不彰，則應對國內投資機會不足負最大的責任。因此，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並加速經濟自由化，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實為當務之急。
同時，台灣在勞力密集產業方面的優勢早已喪失，未來的發展必須朝技術立國的方向，致力於產業升級。目前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仍具競爭力。台灣唯有不斷地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在經濟方面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
拓展國際空間，加速國際化
由於台灣本身的市場有限，為了維持台灣經濟繼續發展，必須向外拓展國際市場。策略上，應運用知識創造價值，加強與歐、美、日等技術先進國家之經貿關係，以利提升本身的技術水準。在經濟國際化的過程中，應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台灣在對內尚未克服國家認同危機，尚未取得團結一致的共識，對外尚未普獲國際社會認同之前，仍宜以「國際化」策略來化解兩岸經貿過熱可能帶來的危機。
對中國投資必須審慎規範
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而衍生出上述諸多不利於台灣的問題，實乃台商投資於中國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台灣利用中國市場的程度已高居世界第一；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倚賴度也是世界第一。因此，為了避免經濟過度依賴，發展受制於人，對中國的投資，實有必要加以審慎的規範。對於台商申請赴中國投資的重大投資案，政府應要求其提出對台灣總體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衝擊評估報告(猶如一般重大開發計畫必須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為審核之依據。同時應建立台商投資陽光法案，強化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並制定「敵對國家管理條例」及「科技保護法」，以避免高科技產品與技術流入中國。
2.3 媒體改革
在媒體改革方面，也只以黨的力量做成黨籍民代退出媒體經營一項而已。然而，即使這一項也沒有徹底完成。根據澄社2003年監督國會報告「蔡同榮雖然辭掉民視董事長職務，但獲有一個新的『創辦人』的頭銜，未有證據顯示有無實際涉入民視運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蔡同榮仍然是民間投資公司的董事，而民間投資公司的業務包括「對廣播電視事業之投資，以及對傳播、電信、通訊事業之投資」。蔡同榮有沒有真正退出媒體經營似不無疑問。同時，蔡同榮也還是民視文化和台員多媒體兩個公司的董事長，這兩個公司和傳播事業乃至和民視有密切關係。此外，蔡同榮仍然擔任民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至於張俊宏也直到2004年初才辭掉寰球董事長職務，但寰球電視一直以不當方式解雇員工，員工抗爭對象仍是張俊宏。同時，根據財政部
在實際媒體的政治運用上，民進黨政府一開始先就操控台視華視人事，到接近競選，更縱容在台視與民視開闢帶狀政治節目，從事單面宣傳的作風與戒嚴時期國民黨掌控三台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況直到大選之後，都未見改善。
解嚴以來，箝制言論內容的法律及其他強制手段逐一廢除。二○○○年總統大選促成台灣第一次政權和平移轉之後，多年黨國不分以致於媒體由少數政商壟斷的深層結構問題，也首度完整進入公共政策議題之中。面對當前台灣媒體生態全盤改造的關鍵時刻，我們尤其注意政媒關係、結構改造、內容規範與資訊社會四大議題，並就此檢視新政府四年來媒體政策得失，藉以展望未來深化改造的可能方向。
政媒關係廓清疑慮
在報禁解除與有線電視「就地合法」、開放新電台申請設立之後，反對運動解構黨國壟斷媒體資源的未竟目標，首推「黨政軍退出三台」。四年前，新政府接掌政權而與公務部門磨合不順，類似的問題照樣發生在老三台的處理上。鍾琴出任新聞局長一職，遲遲不能推動廣播電視去黨政軍化；到了蘇正平接任局長職務，具體依陳水扁競選政見推動台視、華視公共化，卻因內部雜音多而「上行下不效」。葉國興走馬上任，新聞局改造無線電視的政策轉趨低調，不久又引爆「置入性行銷」爭議而局長再度易人。黃輝珍自台視董事轉任政務委員、再轉任新聞局長，媒體政策漸有事務官主導的怪異現象。
直到2003年底，羅文嘉等立委所推動的廣電三法修正案完成立法，政黨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正式成為法律規範，蔡同榮也在輿論與民進黨內壓力下主動請辭民視董事長，老三台擺脫黨政軍色彩的時機終於成熟。羅文嘉等人再接再勵，進一步提案修正廣電三法規範置入性行銷、禁止黨工及公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藉此終結政媒不分的混亂現象。後續行動諸如制定政黨法、修正立法委員行為法與選罷法、強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強制信託等，在羅文嘉等民進黨籍立委入閣之後，仍需朝野改革力量捐棄成見以合作完成立法，從此廓清政媒關係，還台灣社會一個超然、清新的媒體監督空間。
電子媒體結構改造
關於黨政軍退出之後的電子媒體生態如何重建，向來有釋股與公共化兩條路線之爭。前者信賴商人自利動機，認為可以透過競爭促使意見市場趨於多元；後者則鑑於政商相互為用，質疑外部性極高的電子媒體一旦移轉私有，勢必延續少數人操控重要傳播管道的舊格局，只是朝野互換、媒體板塊隨之移動而已。就此，陳水扁競選政見與蘇正平均以公共化為去除政治操控、伸展中道力量及創造本土節目優良製播環境的最佳方案。可惜，新聞局幾次委託學者研究，近來甚至完成「無線電視公共化執行條例」規劃草案，該局卻依舊提出「一公一民」甚至兩台全部私有化方案，反覆敷衍拖延，耽誤改造時機。
至於新聞局據以淡化公共媒體需求的論述理由，則來自「數位化」之後頻道倍增、以釋股收入補貼既有公共電視新闢節目云云，一套既罔顧在地有線電視多頻道亂象，又無視美、日、西歐推動數位電視得失經驗而過度簡化的空洞說辭。其實，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絕對不止於利用新技術解決頻寬資源瓶頸，以及，補貼民眾自購或租用數位機上盒而已。舉凡吸引閱聽眾轉用數位技術所需的優質節目製播能力、促進數位內容普及的服務能力與組織文化，尤其，佈建並管理數位傳輸平臺，使優質內容得以合理價格、最佳組合方式呈現予閱聽大眾，在在需要公共媒體從中穿針引線，縫合商業媒體所無法彌補的外部性缺口。簡而言之，播送技術數位化並不能取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制度需求，公共化反而能提供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成功所需的制度基礎。
政媒關係再次震盪
林佳龍從行政院發言人轉任新聞局長，電子媒體結構改造因而獲得全新動能。
媒體政策新氣象乍現，隨即因華視總經理一職的政治酬庸風波而反挫。資深藝人江霞因積極參與陳水扁連任選戰的助選活動，在五二○前後即傳出府方安排出掌華視，媒體輿論隨之譁然，其間也夾雜部分親綠人士力挺之聲。江霞在各方批評聲中坦然接受華視總經理新職，就任前並接受媒體專訪暢談經營理念，聲稱將停播大陸劇、不歡迎為連宋站台的明華園，並且表達促成新聞部人事「世代交替」，激起輿論一片撻伐聲浪。此項公然挑戰輿論檢驗的華視總座案，不但令人質疑新政府推動政媒分離的動機，還波及公共化方案，以及，稍後利用中廣、中視換照時機促使國民黨退出電子媒體經營、解構廣播壟斷勢力等改造方案。政媒關係糾葛不去，陳水扁用人風格再度引爆爭議。
媒體內容公共監督
解嚴以來備受各界詬病的媒體亂象，諸如爭相刊播血腥畫面或聳動議題不知節制，對於傳聞或政治人物放話不加查證而自甘淪為傳聲筒，固然源於媒體內部專業義理約束不足，成名誘惑就輕易扭曲工作倫理；再則也是市場飽和，業者彼此惡性競爭的媒體生態使然。致使原應報導事實、增進相互了解、監督公共事務的新聞媒體，往往單憑有限事證過度渲染，或脫離文本脈絡斷章取義，除了傷害個人名譽或隱私權益之外，也不斷誤導閱聽大眾，深化社會上既有的各種成見。娛樂節目則在暴力、色情之外，參與炒作流行、加深刻板印象，提供大量錯誤示範。因此，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女性社團與其他社會團體一再批評媒體惡質表現、組織媒體監督團體，近來更出現一波又一波「關機運動」。各界不滿媒體的能量持續累積，媒體公民運動逐漸發展成型。
另一方面，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與廣告主協會點名中天、年代轉播總統大選開票作業時「灌票」，迅速獲得回應，卻因抽廣告的有效措施同樣用以制裁過度報導抗爭活動，引發媒體普遍質疑「新聞自由」遭箝制。就連獨家報導雜誌散佈偷拍光碟案也曾攀附「新聞自由」試圖脫罪，所幸媒體同業並未聲援；呂秀蓮因「嘿嘿黑」報導不實訴請新新聞回覆名譽，受理本案的各級法院均審酌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是否適用，經三審定讞後，個別媒體查證不足與「新聞自由」之間的界線暫時得以釐清。關於媒體自律不足、公眾監督媒體苦無依據，以及，受害個人往往無法及時獲得救濟等問題，未來確有立法補強規範基礎的必要。此外，公共廣播電視媒體的製播能量如果大幅擴充，將可以其強調多元包容、尊重少數等價值的內容表現，及其維護內部新聞自主、強化專業自律等深具示範意義的組織架構，引導商業媒體從事良性競爭，有效化解媒體亂源。如何還原媒體應有面貌，使其善盡新聞專業責任，客觀報導事實、理性評論時事，增進社會多元與族群之間相互瞭解，更是積極回應媒體公民運動所不能迴避的時代挑戰。
資訊社會願景規劃
自從網際網路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媒介以來，無論是言論自由、智慧財產權資訊隱私權等等問題，幾乎無時無刻不以過去難以想像的方式引發爭議和呈現難題，因而，各國在資訊社會問題的處理和願景規劃方面，幾乎都是努力嘗試以兼具微觀和宏觀的衡平態度，做為基本的因應之道。反觀台灣過去這些年來對資訊社會問題的處理途徑，卻依然未能充分掌握網際網路的核心性質及其帶來的寬頻時代衝擊真貌，繼續受限於由上而下的傳統高權管制心態和模式，因而錯失了不少得以及早建構資訊社會真正願景的時機，無論在資訊社會硬體基礎建設的建置調整，或者是法規制度的重新檢視與翻修等方面，目前都呈現出嚴重落後於資訊社會時代需求的窘狀。就未來可行的具體方案而言，在建構寬頻社會基礎建設方面，應該極力排除政治性因素或非經濟性因素的干擾，盡力利用既有的法律機制，解決互連和資費等長年爭議，建構電信業者和寬頻業者之間的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以便為比較健全的數位內容平台鋪路；其次，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應該採取更為衡平的立場，以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措施不但無從促進資訊社會的發展，反而形成壟斷資訊和言論通路的技術性障礙，或者變相成為惡化數位落差現象的原因之一。總之，我們認為，無論是資訊社會願景的規劃和具體措施的落實，均應以公平和自由兩者的維護做為核心價值，方能為資訊社會的發展建立堅實的基礎。
2.4 教育改革
民進黨政府承繼國民黨政府的教改政策
在教育改革方面，民進黨政府承繼前政府的重大政策，由於教育政策的連貫性極為重要，任何改革政策都要經由長期規劃，民政黨政府繼續執行既有的改革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然而教育改革政策的執行卻引發普遍的不滿，成為民進黨執政很大的負擔。不過，民進黨政府仍然堅持依原訂規劃進行教育改革。在總統競選電視辯論時，陳水扁在教育改革問題上表示「….至於九年一貫，在上一次的時候，
教育高層欠缺思想深度，對複雜問題之判斷力不足，導致領導能力薄弱
教育改革最忌劇烈且快速的變動，這也是教育改革不容易成為彰顯政績項目的原因。國民黨執政時，由李遠哲院長所主導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諮議報告書，其中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理念與方向，大致上是正確的。台大教授黃光國等每以「民粹」批評之，實有失公允。國親黨人如李慶安委員挑教改問題猛烈攻擊執政黨，是有其聰明處。教改工程吃力不討好，要十年、二十年後才能見成效。攻擊教改以討好家長與陷於改革陣痛期的老師們，一時頗能引起社會大眾之共鳴。這多少帶給泛藍陣營一個迷思，以為教改與經濟議題可成為勝選關鍵。然而不論泛藍陣營對教改之攻擊多猛烈，也都肯定教改理念與方向。攻擊點局限在配套措施不良(執行能力問題)與高學費問題。
所謂「配套措施」不外是如何具體落實教育改革理念。不論是白皮書抑或諮議書，都只是抽象原則。抽象原則與具體實踐之間需要可行的藍圖。過去四年，教育部的問題就出在藍圖不良，實施起來不是千瘡百孔，問題百出，就是實施結果與原先教改理念有距離。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下面卻是三個主因。首先，教育部高層欠缺思想深度，對複雜問題之判斷力不足，導致領導能力弱，無力招架各方責難，隨波逐流，致使實踐藍圖失去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其次，教育部缺少一個政策研究單位或智庫的支援。許多重大決策是在缺乏具體資訊及數據的情況下，在外聘委員會上草草通過。是否可以強化國家教育研究院或大學內的教育研究中心的功能，做為教育決策機制的一環呢？最後，教育部外聘委員會對決策的影響力很大，委員的素質直接影響決策品質。過去四年，許多委員會的成員與國民黨執政期雷同。民進黨政府不夠用功，未能跳脫國民黨式講輩份與背景以及官大學問大的文化，聘了許多份量很重卻作用有限的學者為委員。
整體而言，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教育改革方面實在乏善可陳。民進黨缺乏教育與學術方面的人才，四年來又未能在教育界與學術界發掘或栽培人才。國民黨政府頗能善用學界力量，不論是納入行政團隊或做為諮詢智庫，學界與國民黨政府關係良好，對國民黨政府幫助頗大。一般而言，民進黨政府給人不重視學者的感覺。林佳龍在釋出國安會諮詢委員的遴選原則時表示，現有學者委員可能都不留任，將改聘「有實戰經驗者」，因為國安會「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地方」。這種語言讓人覺得民進黨政府只是在「利用」學者，對學者似有鄙視之意，不是具有大格局政府該有的心態。
高等教育改革
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民進黨政府四年來除了延續國民黨政府混亂而缺乏中心理念的高教政策之外，可謂乏善可陳。國民黨執政時期大量擴充大學校院數量，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高等教育經費縮水與大學基礎教育素質低落。民進黨政府對這兩個問題卻束手無策。
針對大學校院數量太多，高教經費縮水的問題，民進黨政府採取的解決辦法是（一）延續國民黨時代的校務基金制度，進而推動大學法人化，以要求各大學自籌一定比例的財源；（二）建立所謂進退場制度，以淘汰不良學校。原先民間教改團體推動大學法人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法人化讓大學院校脫離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之掌控，而目前教育部推動法人化的目的卻是要藉此將籌措財源的責任部分轉到學校自身。在強化大學自主性方面卻反向而行，仍賦予教育部決定校長人選的權利。
熟悉歐美高等的教育者都知道，民間捐贈鉅額款項給大學是非常獨特的美國文化。除了美國以外，歐洲各大學之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預算。台灣的情況類似，大學很難由民間籌措財源以維持正常運作。要解決大學及經費不足的問題仍需仰賴政府預算。民進黨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不要採用那些從美國學來卻不適用於台灣的高教政策。
大學評鑑制度的建立
大學進退場制度有賴於具公信力的大學評鑑制度。台灣引進大學評鑑制度當然是希望透過資訊的公開化與透明化，可以「比較」出辦學的「優劣」，並對於「績效不彰」的大學或個別科系施加壓力，以改善大學的研究和教學品質，乃至提昇其面對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大學評鑑制度若要發揮這一導向的正面功能，其條件是建立在評鑑單位和流程能夠完全超然，參與評鑑者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與公認的學術聲望，以及評鑑可以充份地掌握被評鑑對象的實際情況。但在台灣，由於既缺乏專業的評鑑機構，又經常十分匆促地以臨時編組方式進行評鑑工作，因此評鑑結果的「公信力」不夠穩固，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大學評鑑」究竟用在何種目的上，也始終未曾釐清。譬如說近來實際已產生資源分配效應的「大學分類」(區分「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 便似乎並沒有先進行大規模的評鑑作業，讓外界根本不了解分類的判準為何？若只依據若干片面的數據，如生師比、研究論文數等等，則有選取指標的系統性偏差問題存在。甚至當一味應用SCI、SSCI、EI等量化指標來評斷時，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造成十分嚴重的「貶抑」效果，因此，不盡合理的評鑑指標，必定會引起更多的誤導及反彈，完全沒有達到起碼的效益。換言之，當評鑑「失足其原先設定之功能，還可能產生「反功能」(dysfunction)，擾亂了學術的正常發展，不可不慎。
現行的大學評鑑方式至少有兩種副作用: 一是學術界的「知識─權力」關係可能「建制化」，能夠決定大學評鑑之指標、項目、人選、效果的少數精英，將進一步獲得資源分配的主導權。問題是：誰來評斷這些精英是否適任？他們的權威由誰來檢驗？台灣的學術界規模不大，每個學門能否找到足夠的大學評鑑人才，實屬不易，其來源是否多元，更是關鍵性的問題。
另外一項不利學術發展的負面影響，是評鑑的標準如果過於簡化，很可能扭曲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及創造性，使得學術界新進成員以追逐量化的論文數量為重，反而忽視了學術的多元和品質。這樣的後遺症並非推動和參與大學評鑑的行動者所「預見」的後果，卻是不少人批評現有評鑑機制的主要理由。與上一項提到的「知識─權力」關係合起來看，台灣的學術自由有可能漸漸走向「自我閹割」，因為年輕的學者為了論文能發表在主流的期刊上，不能不去順應「流行」，真正的學術興趣和原創力反而就被割捨掉。誰知道台灣是否因此壓抑了新生代學者可能有的成就？
事實上，評鑑能否實現其所聲稱的功能，須視評鑑對象的性質而定，譬如營利性的公司企業，可以採用單一的「績效」指標，如營利「業績」的達成與否來加以評比，至於大學作為「非營利組織」，其本身設立和經營的目的究竟為何？是走向「市場化」，迎合資本主義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還是應該堅持古典的人文傳統，培養出有「學養、教養、涵養」的社會公民？隨著大學數量的增加，以及經營型態的多樣化，評鑑是否必須採用更多元的指標來做評斷？這些原則在評鑑之前便需要經由廣泛的討論來凝聚共識，其合理的程度更與評鑑的成敗息息相關，不可等閒視之。
前面提到，在大學層次的評鑑，如何「分類」乃是相當關鍵的首要問題，分類之後如何建構不同的評鑑項目與指標，亦涉及到十分專業的評鑑技巧。再下一層的科系評鑑，則近似於不同學門的學術評鑑，必須發展出與學科性質相貼近的評鑑方式，尤其如針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等較無法「標準化」的學科進行評鑑，不應完全套用自然科學的評鑑指標，否則容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根本無法掌握到評鑑的精髓，反而製造出更多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大學評鑑不能徹底反省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知識的目的、對象、方法、邏輯和效力上，存在著「不可共量」的情形，而若不只是用自然科學的判準來評比社會科學，更在社會科學之內也採取單向度的評鑑指標 (如SSCI排名風波)，那麼可能會適得其反，阻擾了社會科學的正常發展。
綜合來看，相關權責單位應該儘快檢討大學評鑑在效益上如何能夠更符合原始目的，同時也應深一層地思考評鑑的副作用或反功能為何會出現，並研擬出可行的改進方案。惟有當主其事者了解到台灣學術界的生態具有那些特徵，而大學評鑑又會如何「擾動」了原來的平衡，形成新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以更寬廣的格局設計大學評鑑制度，避免評鑑成為學術「一言堂」的幫凶。
通識教育改革
通識教育品質低劣是高等教育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高等教育充其量只是高等職業養訓課程。教育部在過去四年推動了許多提昇通識教育的計畫，包括顧問室的許多計畫與二個梯次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然而成效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通識師資短缺與素質不佳。通識教育課程主要來自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及理學院。台灣的大學校院多半是殘缺不全，不是缺人文社會科學院就是缺理學院。連許多國立大學也不例外。這類跛腳學校的通識教育多依賴被邊緣化的「通識教育中心」在支撐。民進黨政府從未採取積極措施來改善跛腳大學。大學中之學術精英多只忙著搞到更多研究經費，以發展個人的學術小王國，而不在意大學教育的嚴重問題。
早期的國民黨政府不要通識教育，因為良好和完整的高等教育會造成大批具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的公民，對執政者而言是一大麻煩。民進黨政府的領導層很不幸的多是舊國民黨工具性教育的產物，沒有足夠的視野與能力洞察通識教育的弊端。四年來的通識教育改革被視為可有可無，編列一些經費給那些麻煩製造者去玩一玩，成效如何從來不是民進黨領導階層心中的要務。民進黨官員思維方式太功利取向，高等教育對他們而言只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發展經濟」的工具。
2.5 學術發展政策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多模仿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不過大體而言只學到表面。一九九０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開放，以廉價人力資源與潛在市場吸引全世界的投資者，就如同過去歐美企業到台灣來做代工一樣，台灣的企業為提高競爭力以圖發展，大量將代工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台灣若要維持經濟發展，不能不尋求產業轉型，主要是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因此高科技產品之研發需求劇增。民間研發能量明顯不足，因此轉向大學尋求產品研發的研究資源。台灣的大學因此也面臨轉型，希望由過去可有可無，聊備一格的學術研究轉向能提供產業界研究研發能量之支持，提升台灣產業在市場上之競爭力，以維持國家經濟發展。
因應這樣的轉型壓力，政府的學術發展政策卻顯得短視、膚淺與凌亂，缺乏一致的核心原則。雖然短期內可能產生一些研發成果，但是長期而言，卻無法奠定大學學術研究發展的基礎。更嚴重的問題是大學變成「服務站」，以服務工商產業為主職，偏廢了大學的其他重要功能。
雖然在表象上台灣與歐美國家面臨的處境與回應的方式類似，但是細究之下有許多重大差異：
（一）台灣的大學與歐美大學一樣，在八０年代以前與產業界的關係不深，學術研究與市場關係不深。但是歐美大學在基礎科學研究、科技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基礎，而台灣在這些方面一直都乏善可陳。
（二）美國的產業界願意投資大筆研究經費給大學，以換取研究成果。台灣的產業界對學術界投資的意願一向不高。台灣的高等教育經費受到大學擴充、經濟不振、社會福利支出劇增的影響，大幅減少。美國大學可以從產業界的得到掖注，但是台灣大學恐仍得依賴政府資源。
（三）即使大學願意從事市場取向之研究，產業界進行大手筆投資的可能性也不高。高科技公司若要購買專利或研發產品，直接尋求歐美大學的合作恐怕更有效率。日本大公司與美國大學合作之實例不勝枚舉，即為前車之鑑。自創品牌受到行銷通路條件之限制，非常困難，並且耗費至鉅，這也影響到產業界巨額投資學術研究的意願。
（四）台灣的大學因為在基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普遍不佳，這對台灣的市場取向創新研究有不利的影響。創新常不能只靠專業訓練，而得靠其他基礎教育的涵養。五十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輕忽通識教育，大學生在人文與藝術方面的素養普遍低落。這不僅嚴重影響學生的生涯發展、生命品質與自我價值和意義，也影響到思維能力與方式、創造力與想像力。雖然資料顯示，台灣每年獲得的國際專利發明數量相當大，但多數技術層級極低，無突破性的創新。
民進黨執政四年的學術卓越政策亦承襲國民黨執政期的舊思維，重點在將大學學術研究導向滿足國家發展的需求，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最流行的重點領域是奈米技術、生物科技及光電科學。這個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然而政策制定者或學術界的推手們可能都不清楚他們所做的事情背後預設了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全球化無限制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與環境; 財富分配不均產生嚴重的社會正義問題; 國家權力被轉移到不民主的跨國企業組織。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與強化，並以排山倒海而來的方式，全面控制全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這個政策在歐美雖然行得通，但是台灣與歐美大學有上述的差異性，是否能成功頗令人質疑。即使能成功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將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否該激發我國學術卓越政策的規劃者深思呢？
台灣的大學教育有很長時間存在於威權體制下，人文社會科學長期被壓抑或為政治服務。以哲學為例子，目前全國163所公私立大學院校，設有哲學系所之學校有12所，不到十分之一。在歐美國家，所有大學都設有哲學系或學程，以提供全校學生選修哲學。三十多年前台大哲學系事件就是一個政治整肅事件。哲學為思想之學，容易挑動統治者的神經，因此大學校院能不設哲學系就不設。威權解體後仍未有所改善，因為檯面上的學術領導人物多是不健全教育的產物，缺乏深厚的人文素養，不能理解人文之重要。這麼多年來，掌握學界決策權的人物只能思考實用的問題，解決國家發展所需的科技或職業教育，而不能開展出全方位的思維能力，為國家規劃良善的高等教育。
全球化迫使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與歐美國家一樣，台灣的產業需要創新的研發，以維持市場佔有力與競爭力。美國的產業界選擇投資大學研究，促成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台灣的產業界大概不會鉅額投資學術研究，大學之財源主要仍將依賴政府。為協助產業應付危機，這一波的學術卓越改革走的其實也是學術資本主義。然而客觀條件之差異可能導致學術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失敗。如果學術資本主義的果實摘不到，卻又賠了大學的人文教育，將大學轉型成為提供不了服務的「服務站」，那麼，我們的高等教育就全盤輸光了。
2.6 社會福利改革
社會福利在民進黨接掌中央政權後，基本上不僅完全沒有任何改革，甚至因為經濟不景氣，阿扁喊出經濟優先，社福暫緩的政策宣示。社會福利制度在政治角力中，一直有著最為尷尬的角色。一面在選舉中因政黨競爭而不斷地被抬高價碼，一面在國家經濟發展策略辯論中扮演著阻礙競爭力提升的擋路石頭。這是所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結構性矛盾。
在工業化、民主化甚至國族化的現代過程中，社會福利措施成為不同統治集團重要的政治經濟手段和籌碼。工業化的勞資階級敵對或制度妥協，民主化的多數宰制或全民參與，國族化的集體安全、族群動員或個人自由的衝突，都是二十世紀中業福利國家體制建構的重要面向。經濟安全、制度信任與社會正義常常不能兼顧。失敗的理由除了忽略安全、信任與正義三者間的相互連動關係外，也輕忽了妥協和容忍尊重的制度性機制之重要性。做為工業福利後進國的台灣，我們不僅沒有能學習避開多數國家所曾遭遇的難題，甚至更強化了傳統惡性循環的超穩定狀態。這裡，我們連同剛萌芽僅有的啟蒙開放、妥協意願和(族群以外)多元資源，都當做選舉的多餘包袱拋開了。
為什麼我們反對國民黨黨國化資本主義，結果卻產生更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新黨國。原先由國家機器掌控的市場經濟，現在卻由市場邏輯來左右國家部門。當政府部門老想用全球化當最佳的自利藉口或代罪羔羊時，我們總可以發現過去自由化和民主化過程中的雙項缺憾。傳統成王敗寇的人民反抗力量，或許擁有社會力的美名，卻無助於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鞏固，有的只是不斷地激發各種抗拒和顛覆；缺乏公共力量與正義的正當信任，帶動的是沒有價值對錯的生存競爭和強人政治，從而合理化了階級盲目的資本主義社會新秩序。
民進黨執政四年，在概念上就先行排除了資本權力和階級間生存衝突的重要問題，僅以私有化/非政府這類(殘餘式)概念，來對抗國民黨的黨國威權統治，卻忽略恣意擴張的資本權力，反過頭來對黨國進行徹底的資本階級化。放眼看去，一面是滿街開著賓士轎車的受益者飛馳過諸多求助無門的失業家庭，一面是忙著舉債和減稅來轉移公共負擔，跨黨派集結成形「減稅救台灣」共犯結構。我們只是從舊的宰制轉到新的宰制罷了。
歷史也闡示了濫用社會福利資源和分配手段，不但不能增進問題解決能力，反將惡化當前政治經濟的困境。不管是全民健保的二代改革、國民年金制度的開創、勞退制度的個人攜帶年金化，或是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對資產調查資格的調整，如果不能意識到安全、信任和公義的相互連動關係，無論多高比例的社會福利支出數字或老人、兒童及各種特種團體津貼，都不能當作改進證據。老是用經濟全球化當作福利暫緩的藉口，也只是凸顯出當政者無能轉化時代條件成為結構重整的動力。
2.7 環境與生態保育改革
陳總統提出綠色矽島的執政方向，這是在國土保育、資訊與經濟發展上，取得兼顧全球化及在地化的平衡理念，然而「全國拼經際」的大力宣導，卻顯然是不平衡的做法。在這四年的執政過程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號稱平衡其實不永續，如同走鋼索而滑落的不良效應。未來四年，不應只強調「全國拼經濟」，而要強調「台灣的永續」，要讓全國的老百姓，都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要提升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顧及子子孫孫的永續使用。
能源為開發之母。核四公投、核廢料處理與原住民的衝突，無一不是環境與經濟開發不平衡而浮出台面的問題；癥結所在，在於沒有全國共識的能源規劃與非核家園。從永續的角度來思考，台灣應推展低耗能的產業，選用對環境衝擊最小的能源；有了最明智的論辯之後，就應有效地推動。核廢料未能有效處理之前，不應讓弱勢原住民或無辜的山水來承擔核電之惡，更不應債留子孫。非核家園法案的推動，因為立法受挫而停頓，應積極化解繼續推展，正是扁政府團隊能力之再展現。諸法推動不利，不能只怪罪於立法諸公，以公投取得共識應是可行之方案。
引起全球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如CO2的大量排放，對環境、政治、經濟都有所衝擊，CO2的減量不應只從生產面著手，也應由需求面減量。在生活態度上，應推動減少物質的需求、牽絆，而仍然提升國民生活的品質跟福祉。政府應為表率，不奢侈、不浮誇，並增加文化、美學、服務等心靈的喜悅。
就土地的保育來講，朝野環保人士點點滴滴的努力，成就了野溪的整治到生態工程的大舉纛旗，國土保育渾然有望，卻在蘇花快速道路的開發上完全破了功。在河川保育上要做到五力整合：政府的公權力、民代機關的監督力、民眾關懷的行動力、學者專家的知識力與媒體的傳播力。
就海洋事務來講，陳總統一再宣稱自己是海洋之子，台灣四面環海，沒有不發展海洋的，但是直到最近才略有進展。然而海洋保護仍然不足，海納河川污染，填埋、築堤、建港無一不衝擊著海域的生態、生物多樣性。
就物種的保護來講，黑面琵鷺、水雉顯有成效，可是八色鳥保護區的推動卻畏首畏尾。物種保護首重棲地的維護，台灣各類溼地嚴重退化，生產力下降，以致候鳥遷移鏈恐有中斷之虞。台灣環境維護不當，將因此成為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幫兇，在國際上，台灣有承載不起的重，不可不多加努力。
台灣的資源非常有限，尤其是一些非再生性的資源，更應強調它的持續使用。如何再循環、利用，這一方面的科技，雖然產值不高，卻是國家要永續、國土不再破壞的有效策略。環保科技的研發、推展更需要政府由上而下來執行；另外水、電等資源已耗竭嚴重，更應該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來處理。焚化爐、垃圾掩埋等開倒車；廚餘回收雖有所成長，但是限用塑膠袋政策卻是失敗，是應該推而不敢推的。
重視環保的民間組織，應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對抗者。總統大選期間，兩位候選人對國內數十個環保團體所共同提出攸關台灣生態環境與人民永續生存發展的「國家環境政策」要求，已有共識的部分就應積極推展，包括在調整政府組織及行政區域方面有環境資源部、永續發展委員會、能源署、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之設置；在推動環境法案立法方面有環境權入憲、資訊公開法、溫室效應防制法、徵收環境稅與保育捐款、禁伐天然林等；在落實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方面有綠色經濟、綠色生活、節約能源、水資源分散多元的利用與處理、垃圾資源化、提昇生活機能、交通運輸生態化、海陸生態保育、國土保安與國際環保等。而對於僅有陳總統同意的，如非核政策、電業法及公民投票法，需政府應積極溝通、協調，尋求共識。
百姓要安居樂業，就要從以人為重的人本，拓展到以眾生命平等的生命為本的四生，「生命、生活、生產、生態」。生態旅遊、生態工法都是人與大自然合作之心態重塑。即要積極推動落實生態社區的理念，以因應全球化的衝擊。生態社區根於社會面、生態面及精神面三軸的互動，即以社區營造的方法建構居民的自主公民意識，做好環境保護的工作，而得以發展營生非營利的地方產業。
就教育人文方面，台灣永續主要繫於大地之健康，應鼓勵國民多多接觸自然，才得以培養出懂得享有自然之美，而生出愛惜、保護大地的作為。環境教育應是全民、全方位地實施。尤其是國之大老、決策立法諸公，更應走訪大地河川，有多破碎、有多美好，才得以平衡開發與保育。
展望未來，最重要的是依法辦事，環境基本法明訂「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但對各級政府未依此法而做並沒有約束力，唯有請監察委員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多加監督，並由選民用選票慎選政府。
2.8 檢討陳水扁總統的領導風格
陳水扁就任總統以來，由於朝小野大，連宋自始就不肯服輸，國親四年多來全力阻擾執政。國家發展因此受到嚴重影響，身為國家領導人，做為執政當局，陳水扁及執政團隊，也必然得擔負很重大的責任。質言之，陳水扁總統的政治性格而論，就有一些被認定的特性使得國家政治僵局難以打開。國內的反對黨乃至中國政府都認定阿扁反覆無誠信，作為十分強勢，甚至被指為獨裁。這些認定和指責有很大一部分是錯誤的，是指責者本身政治性格的投射。然而，這些認定確實也造成嚴重的不信任的後果。到阿扁競選連任乃至到連任成功，這種不信任到達了極點，也就造成當前的嚴重危機。仔細深入推究起來，陳水扁總統並不是像國親乃至中共所指稱地那麼反覆那麼獨裁，但是確有決策和政治言語不一致以及作風強勢的特性。國內外的反對者極為強烈地懷疑陳總統的政治性格，即使是認定有誤，但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極為不利，阿扁總統必須要徹底檢討改進。
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時期表現優異，在澄社1991至1993年國會記者評鑑中都拿到第一名，在台北市長任內表現也普遍獲得市民肯定，但是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利，其中原因之一是被對手一直批評鴨霸。擔任總統之後，雖然實際上是少數執政，但在態勢上常常不願示弱，特別是在言詞上，不時出現措詞強硬的狀況，直到這次大選之後在言語上還是有諸如「閉嘴」的強硬措辭。陳水扁任總統不久，民進黨全黨就擁立其為黨主席，遂行以黨領政的決策模式。實際上卻是擴大的總統的職權，造成許多重大決策多是阿扁個人的主張。於是重大人事決策愈來愈是由陳總統陳主席主導決定。這當然也是我國當前中央體制究竟是總統制，抑或是雙首長制，乃至精神上是內閣制迄今仍混淆不清有關。四年來，陳水扁及民進黨大體上在總統實際職權部分就主要是向總統制傾斜，也就造成陳水扁強勢領導的形象。陳水扁的政治個性是不是真的有不合理的強勢霸道的成分，以致長期引發反對者不必要的反彈而影響有效執政，或是阿扁這種強勢的政治性格究竟是不是造成民進黨中央執政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值得深入探究乃至追究。
最近四年來反對陣營認定陳水扁反覆善變，不僅國內如此，連北京政府都有十分類似的認定。在五二○總統就職演說之後，中國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張銘清在24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台辦、國台辦授權發表的“517聲明”中，已經明確地爲陳水扁過去4年的表現下了個結論，即八個字：自食其言，毫無誠信。在日前新華網的一則評論中指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陳水扁的反覆無常性格的確是世所罕見。他上臺以來的言行早已證明，不守信用、言談反覆、自己否定自己、說一套做一套等表現是陳水扁最突出的特點」。而新黨主席郁慕明在其網站上說「陳水扁反覆不定、善變性格和『說一套，做一套』的施政風格．．」
郁慕明和中共方面指稱陳水扁個性反覆的措辭如此高度一致，只是一個例子而已，其實泛藍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也都如此，於是泛藍和中共領導階層對陳水扁所謂反覆善變的認定有著非常高度的共識。這是陳水扁及民進黨政府長期受到阻擾難以有效執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沒有充分證據確認陳水扁是反覆善變的。至少在兩岸政策上，中國領導階層在堅持一中及統一，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上，自不能了解陳水扁總統自2000年就任以來一直釋放兩岸和解的善意。中共絕對不能接受台灣國家主體性微妙存在的事實，也就不能理解陳水扁言行的一致性。中共當局由於兩岸認知上的差距而感到陳水扁關於兩岸關係的言行反覆無常，就中共政權的本質而論，並不令人意外。倒是泛藍政治領袖在指責阿扁反覆善變時，到底指的是什麼。可能有一部分還是就兩岸關係而言的，這個部分主要是部分泛藍領導者「統」的心結太強，不覺就和北京站在同樣的立場，也就有相類似的感覺了。
陳水扁自就任總統就一直得不到反對黨領袖的認同，連宋在上次總統就職大典上就缺席，後來更百般阻擾執政。在
在民進黨執政四年當中，確實也有幾個重大決策，因陳水扁的政治操作而突然改變。農漁會金融改革，因李登輝出面批判，農漁會發動抗爭聲勢不小，陳水扁親自緊急喊停。在公民投票法制定上，在2003年春，民進黨還反對，到了六月陳水扁突然推動公投法，立法院在國親主導下訂定了一部不可能舉辦公投的公投法，陳水扁又突然依公投法十七條提出公投案。這些政策的改變都來自陳水扁個人，也多有濃重的選舉考量，就結果而論，也對選情產生有利的作用。然而，有效而正當的施政應該比選舉政治考量更重要。就此而論，陳水扁的政治個性有因選舉考量而生成的機靈因變特性。政治競爭對手常因此難以因應，因而認定阿扁反覆善變。
國內反對黨領袖認定陳水扁反覆善變，使得總統的誠信得不到肯定，釀成嚴重的信任危機；北京政府也認定陳水扁毫無誠信，使得緊張的兩岸關係難以化解。面對這樣惡劣的局面，陳水扁總統和民進黨執政當局必須要尋求有效的策略加以紓解，以維護國家社會的安定與進步。在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陳水扁總統及整個執政團隊也必須以國家社會發展整體需求為重，不應一味以選舉作為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考量重點。
3. 結語
如此看來，民進黨執政四年，改革成績十分有限。然而，在陳水扁競選連任時，又特別標榜改革，更以「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為競選口號。這個口號在有識者耳中聽來格外刺耳。相對於泛藍反改革，民進黨的「相信改革、堅持台灣」居然也贏得不少選票。民進黨得勝之餘，應該確實檢討，並認識到「堅持台灣」雖然得到不少票，但相信民進黨「堅持改革」者恐愈來愈少。
泛藍在四年間痛失兩百多萬選票，大約也和反改革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而非只是不「堅持台灣」。泛藍若想拿回政權，除「堅持台灣」之外，若不能扮演好反對黨的角色，只好眼睜睜看著民進黨「長期執政」。過去四年，國親常常只是杯葛而未能盡監督之責。某些泛藍立委常給人伶牙利齒、耍嘴皮，扭曲為直的感覺，而未能就重要議題提出誠懇的論述與主張。國親每以意識型態（台獨）治國來批評執政黨，而忽略了這個批評本身也是基於另一個意識型態（統一）。三二Ｏ大選之後，國親只想再奪回政權，傾全力打選舉官司與追究「319槍擊案真相」，未能認真問政。更糟的是，國親給人阻擾改革的印象，甚至阻擾國民黨執政時擬定的改革政策。我們期待國親好好盡到忠誠反對黨的責任，監督政府。
日前新內閣在宜蘭舉行座談會，在會中，行政院研考會新主委葉俊榮提出信賴、效率與參與三大價值觀和優質國會、效能政府、陽光政治、ｅ等公民、人權立國、憲政改革等六大政治改革理念。在「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的前提下是正確的，但是堅持改革不能只是口號，三大價值和六大理念也不應該是美麗而不能實踐的諾言。台灣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改革，不斷的真正改革。
陳總統與游院長不只一次強調要建設台灣為人文大國。我們希望民進黨政府提出具體政策，落實人文立國的理想。不要重蹈過去發現「科技立國」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就趕快強調「人文科技立國」，以為加上「人文」兩個字就解決問題了。不久以前大家認為人文與科技應該對話，於是國科會與媒體就找來科技名人與某某法師雞同鴨講一番，整個社會似乎就覺得很舒服，問題拋一邊去了。人文立國的理念有賴具體的政策來實現，不要只把語言當安慰劑，後現代主義一番，又回頭沈溺在權與錢的遊戲之中。
在
最後，澄社要提出以下七點呼籲:
一、憲政改革方面：
面臨如此巨大的修憲工程，宜採取兩階段修憲的方式。第一階段先進行國會改造，降低選舉成本、提高立委素質。國會改革包括選舉制度與立委席次減少及其他配套措施。第一階段必須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及國民大會代表職權行使法。憲政改革應經過充分的民主審議過程，讓全國性的公意能逐漸凝聚，以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總統提出的憲政改造委員會是必要的，但應於全國各地舉辦憲政改造會議。
二、兩岸經貿方面:
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加強基礎建設、並加速經濟自由化，適度引進外勞，與本國勞工形成垂直分工，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台灣唯有不斷地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在經濟方面保持領先中國的優勢。建立台商投資陽光法案，強化中國投資資訊透明化，並制定「敵對國家管理條例」及「科技保護法」。
三、媒體改革方面：
制定政黨法、修訂立法委員行為法與選罷法、強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強制信託等，廓清政媒關係，還台灣社會一個超然、清新的媒體監督空間。公共化為去除政治操控、伸展中道力量及創造本土節目優良製播環境的最佳方案。播送技術數位化並不能取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制度需求，公共化反而能提供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成功所需的制度基礎。公共廣播電視媒體的製播能應大幅擴充，強調多元包容、尊重少數等價值，維護內部新聞自主、強化專業自律等，引導商業媒體從事良性競爭，有效化解媒體亂源。此外，資訊社會願景的規劃和具體措施的落實，均應以公平和自由兩者的維護做為核心價值，方能為資訊社會的發展建立堅實的基礎。
四、教育改革方面:
原先廢除大學聯考的主要用意在去除考試決定教育方式與內涵之病。然而聯考廢除之後，考試決定教育方式與內涵之病卻變本加厲。解決之道要看教育部有無週延的規劃，實施十二年國教與高中學區化。高中教學應該完全不分流，延後分流是不徹底的改革，一定會失敗。目前通過之暫行綱要延續高二、三分流舊制是倒退與畏懼改革的做法。科技學界要放棄本位主義與傲慢，讓教育回歸其本質，不要誇大學生數理能力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要考慮學術界的「知識─權力」關係可能「建制化」，能夠決定大學評鑑之指標、項目、人選、效果的少數精英，將進一步獲得資源分配的主導權。問題是：誰來評斷這些精英是否適任？他們的權威由誰來檢驗？台灣的學術界規模不大，每個學門能否找到足夠的大學評鑑人才，實屬不易，其來源是否多元，更是關鍵性的問題。
評鑑的標準如果過於簡化，很可能扭曲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及創造性，使得學術界新進成員以追逐量化的論文數量為重，反而忽視了學術的多元和品質。了解到台灣學術界的生態具有那些特徵，而大學評鑑又會如何「擾動」了原來的平衡，形成新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以更寬廣的格局設計大學評鑑制度，避免評鑑成為學術「一言堂」的幫凶。
新十大建設中，政府打算以五年500億來打造所謂一流大學。行政院的目標是五年內至少15個系所或中心排名亞洲第一名，十年內至少1所大學排名世界前100名。有識者都知道，這個目標不僅不可能達到，即使做到了有何意義？真能提升高等教育？真能「厚實臺灣的研究基礎」？
行政院應放棄不切實際的目標，把500億經費投資在教學設備(含建築)、圖書館軟硬體、校園環境（含更新老舊房舍）、學生宿舍與餐廳、行政與支援系統之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師資培育與教育部宏觀調控所需之經費（例如建設數所國立大學為通識教育的區域性支援中心）。台灣學術研究環境不佳的主要因素在學術權力結構的腐化與學術社群的部落化。如果不加以解構，再好的人才與再多的錢只會被用來服務個人野心而非高等教育整體。
五、學術發展政策方面:
學術研究發展長期掌控在科技學者手裡，重要職位（含大學校長）多由理工出身者擔任。人文與社會科學長期被壓抑可由下列事證略知一二。國科會三個副主委無一人文背景者，人文處歸理工出身的副主委掌管。五個研究發展處中有四個屬理工。再看中央研究院，哲學未能獨立設所而分散於文哲所、社科所與歐美所。然而物理學門卻設有三個所：物理所、原分所、天文所。這在在顯示學術界重理工輕人文之事實。政府若真的重視「人文新台灣（游院長語）」，何不將人文處由國科會移出來，推動成立「國家人文基金會」，從中央研究院移出人文與社會科學，成立「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院」？何不責成教育部支持各國立大學設立完善的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失衡已重創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我們期望政府不要把「人文新台灣」當做政客的語言自慰劑。
六、社會福利方面：
反對國民黨黨國化資本主義，結果卻產生更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新黨國。原先的弊病是國家機器所掌控資本主義市場，現在卻發展成由市場邏輯來左右國家部門。這樣的新發展註定不利社會福利政策。搞來搞去都是社會中之「有力者」獲利，掌握權力者與企業主、財閥等壟斷一切資源。政府是實踐社會正義唯一的力量，倘若政府在面對社會正義的問題時都棄守其公義之立場，我們的社會遲早會成為腐敗之國。老是用經濟全球化當作福利暫緩的藉口，也只是凸顯出當政者無能轉化時代條件成為結構重整的動力。
七、生態環保方面：
「全國拼經濟」的大力宣導，顯然是不平衡的做法。在這四年的執政過程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號稱平衡其實不永續，如同走鋼索而滑落的不良效應。未來四年，不應只強調「全國拼經濟」，而要強調「台灣的永續」，七二水災是為殷鑑。
聯合執筆（依姓氏筆劃）:
王業立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塗發 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林鶴玲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林繼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洪裕宏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徐永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章波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張世雄 中正大學社會福
劉靜怡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盧世祥 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顧忠華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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