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民進黨的關係轉化（范雲2004）

[轉載自勞動者電子報]

政黨輪替之前，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民進黨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聯盟關係。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在完全民主化之前是一個威權的國家。威權國家中的社會運動是有著 雙重的任務（dual task）。 所謂的雙重任務是指，社會運動一方面要倡議其所關心的社會議題，例如環境議題或是勞工權益，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共同對抗威權國家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在這 樣的脈絡下，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運動會選擇與民進黨結盟，可以說是一種結構上的必然，因為民進黨在執政前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主要政治推力。

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台灣的特殊處境。社會運動團體在民主化這個政治任務上與民進黨聯盟，但是在台灣前途的議題上卻仍存在著微妙的團體間差異。環保運動、 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等在八○年代末期都遭遇到統獨問題的困擾，甚至因而引發團體間的嚴重分裂。在台灣前途的問題上，傾向於同情台獨議題的運動團體，會比較 傾向於和民進黨合作。反之，則會抗拒與民進黨結盟。不過，在政黨輪替之前，所有的社運團體可以說是無論統獨，都和民進黨一樣，站在國民黨政權的對立面。

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社會運動的確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在政黨的關係上，社會運動對民進黨不只是有政治的期望─ 期待民進黨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議程，社會運動在社會進步議題上也對民進黨有較高的期望，例如，左右的分配議題，環境的議題，性別的議題。這當然也是在台灣民 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所自我標舉出與過去國民黨不同的價值與議題立場。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民進黨的陳水扁簽署了許多社會改革的承諾，不少社運團體也 公開表態支持。

這樣的歷史過程，使得在陳水扁執政的第一個任期中，社運團體一直無法調整到適當的位置，來面對新的執政黨，同時也是新的「國家」。一方面，陳水扁做為一個 少數政府，其所面臨的國會多數的牽制以及不友善的媒體環境，也使得社運團體無法作為一個清晰的監督力量，像過去批判國民黨時一樣的有力。另一方面，習於 「對抗」國家的社運團體，也很難站出來大聲幫執政黨說話，所以，社運團體可以說是在一種尷尬的位置上，掙扎著學習如何進退有據。

值得注意的是，陳水扁的新政府大量甄拔了從社運團體出身的運動者以及知識份子加入他的新團隊，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牽制了社運團體，它讓社運團 體因為「自己人」的加入，而對新政府有期待，也讓社運團體在批判政府時面臨更多的掙扎，所謂的「民進黨情結」的說法不逕而走。原來具有批判與思辯火力的民 間社會，似乎頓時被淘空。來自「民間」的批判語言瞬間由剛成為反對黨的「國民黨式」的思維與聲音所佔據。困於新政府與新反對者之間，不願為執政者背書，也 無法認同仍帶著威權氣息的反對力量的進步知識份子以及社運團體，遂成了被民進黨政府綁架的無聲選民。

從2000年到2004年的四年新政府任期對社運團體而言，的確是一個調適與學習期。扁政府在核四案的反覆以及在工時案的爭議，讓社會運動，特別是勞工與 環保團體上了很好的一課。這些社運團體逐漸瞭解到他們無法依賴政治人物的承諾以及與政治團體的結盟關係來確保他們的議題不被犧牲。他們也發現社會進步議 題，仍需要選票實力，才足以成為能讓政治人物讓步的新政策。在這樣的震盪經驗中，社運團體內部也經歷了一波換血，繼續堅持的團體與幹部，愈來愈清楚，他們 要走的是一條更為漫長的社會改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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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五月陳水扁連任，除了代表堅持本土路線的選票首度成長過半之外，也象徵台灣的確是徹底告別舊威權時代，進入了一個「後威權的台灣社會」。說是「後威權」 而不是「民主」的社會，是要凸顯，台灣雖然在選舉這個面向上民主化了，但是，我們還必須面對威權政體在政治、社會以及文化上所留下的各種遺緒 （legacy）。這些遺緒相當深沈且幽微，很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得以去除。就民間社會這個部門來說，雖然已經充分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但是在法規制 度環境上與思維習性上，其實仍然未竟改革，社運與社會團體所面對的仍是一個帶著威權殘餘的環境。

就社運與政黨以及政府的關係而言，從一個比較健康的面向來看，台灣已經從過去的二元對立的局面中走出，民間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已經不是純粹的對抗。民間社會 已經分化出政治社會與民間社會這兩個部分。政黨很清楚，就是在政治社會這個場域，其對抗威權的優位性與純粹理想性已經不再存在。政黨的目標，就是為了執 政。相對地，社會運動，則留在民間社會這個部門，其目的就是實踐進步的社會價值。在這樣的分化下，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清楚。

觀察民進黨在執政黨後的變化，其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可以說是改變相當大。就其黨組織來看，過去在民主轉型抗爭過程中，民進黨曾經有社運部，之後更名為社會發 展部，長期以來主司與各個社會運動團體的經營、聯繫與合作。但是從2000年總統大選前開始，社發部的工作就逐漸轉向為與民間的各種社會團體，例如扶輪 社、獅子會、地方宗族等團體交好聯繫。陳水扁當選後，社發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安排各支持團體到總統府參觀訪問。

我們可以說，社發部經營的對象從與社運團體詳商議題到與民間社團經營關係，代表的是民進黨在爭取執政與鞏固執政的過程中，對自己群眾基礎的重新定位。民進 黨的確已經自我改造為一個成功的選舉動員機器。只是這個選舉政黨對於自身要做一個「全民政黨」還是一個代表社會弱勢的政黨，經常有不一致的自我宣稱以及自 我認同。到目前為止，族群與國家認同仍然是區分民進黨與國親政團最大的差異。

面對民主化後的新政治版圖，社運團體也逐漸成熟地看待既有的政黨，目前可以觀察到的原則有兩個，就是「case by case」，以及「只有個人立場，沒有團體立場」。與兩千年的大選不同，在二○○四年總統大選中，社運團體普遍改變態度，避免以團體的方式支持任何一位候 選人，將對總統候選人的立場選擇留給個人做決定。大選後的政爭中，社運團體也並未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最近幾個月的發展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去一向被認 為「挺綠」（支持民進黨）的環保團體已經率先對政府在高山纜車等重大決策上的疏失毫不留情的抨擊。我們可以說，社運團體已經準備好，以完全自主與獨立的態 度看待與政黨的關係。

最後，這次總統大選後所引發的信任危機，也值得社運團體共同省思台灣的未來。台灣社會糾結在族群與國家認同上的信任危機相當深沈，很難透過政治場域中任何 的行動者來改變。相對地，透過社會運動場域當中沿著性別、階級等不同的矛盾與認同，重新交錯切割的新連結，或許才有可能產生具有信任關係的對話機制。更白 話地來說，面對台灣內部的族群問題與信任危機，除了繼續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議題上對話打轉外，我們還可以透過在社會議題上的努力，與不同政治信仰的朋友攜手 合作。也唯有透過這樣的合作，我們才得以回到原點，從人性的角度來重新看待台灣的政治。